罗尔夫·盖苓（1884-1952）奥地利人，奥地利国家建筑鉴定议员，著名建筑设计师。曾在朱启钤统筹规划的北戴河建设中担任设计多处酒店、路桥等设施。在中国的30年间，他的设计作品遍布沈阳、大连、天津、青岛、南京、上海，其中尤其以天津最多，竟有250余座。香港大楼、剑桥大楼、民园大楼等公寓式建筑以及吴颂平旧居、张瑞庭旧居等均出自盖苓之手。
剑桥大楼位于和平区重庆道24号，一般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现为居住用房。该建筑建于1936年，为奥地利建筑师盖苓设计的公寓式住宅楼，因邻近英租界剑桥道（今重庆道），故名剑桥大楼。建筑分前后两幢，占地面积约16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200平方米，混合结构四层楼房，外檐为清水墙面，局部混水。外檐各层间均用通长混凝土板作装饰兼窗台、雨棚，体现了现代建筑轻盈的结构美感。房间布局合理，暖卫设施齐全。具有典型的现代建筑特征。
地理图
地理位置
重庆道
新中国成立前，罗尔夫·盖苓（Rolf Geyling）原本有很多机会可以回到家乡奥地利，但是他没有。因为这座生活了30年的城市对他来说，早已是生命的一部分。在这里，盖苓设计了250余座风格各异的建筑，每一座建筑都像是他最爱的孩子，他又怎么舍得离他们而去？
1952年的一天，68岁的盖苓因为房屋租金等问题，作为当事人之一，又一次走进了法院的大门。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盖苓对于通过法庭讨房租的事儿已经习以为常，可是他的坏脾气依旧把他自己弄得怒气冲冲。他忘记了自己的年纪，在法庭上咆哮起来，他挥舞着拳头，异常激动。忽然间，68岁的老盖苓在法庭上昏了过去。他从此一病不起，这一年仲夏时节，盖苓把自己永远留在了天津。
风景秀丽的阿尔卑斯山、如诗如画的多瑙河，是多少艺术家向往的圣地，而盖苓就出生在有着音乐之都美称的欧洲名城维也纳。也许是秀美的景色孕育了他与生俱来的艺术细胞，他仿佛为艺术而生，从小就对建筑与大自然的和谐美感有着独到的见解，建筑的美感令他迷恋了一生，追求了一生。
1903年，19岁的盖苓高中毕业后考入维也纳大学，学习他所热爱的建筑学和建筑工程学。四年后，他立即开始了独立建筑师的生涯，同时在大学里教授建筑结构设计和建筑技术等课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盖苓应征入伍。奥匈帝国战败，盖苓作为战俘被关押在俄罗斯远东监狱。后来，他以战俘身份参与了俄罗斯战后重建的设计工作。
1920年2月，盖苓取道满洲里来到中国，第一站到达了北戴河。这一年，盖苓已经36岁，多年的异乡漂泊让他非常渴望安定的生活，他的艺术才华也急需得到有识之士的认可和推荐。适逢当时的中国政府正急于把北戴河建设成现代化的疗养胜地，中国著名实业家朱启钤统筹北戴河建设的总体规划。盖苓有幸受雇于当地政府，他的设计得到了朱启钤的认可。当时的维也纳大概已经忘记了这个叫盖苓的设计师，因为战争他无法把自己的设计才华施展在家乡，却在遥远的异国开始了他辉煌的设计生涯。盖苓开始为北戴河海滨设计酒店、莲花山钟楼、咖啡屋、西山拱形桥以及市内交通设施等。他异常兴奋，高水平的设计作品不仅为他赢得了赞誉和喝彩，也使他的名字迅速在中国北方传播开。盖苓在中国的设计事业从此起步，在此后三十年里，他先后主持或参与主持了近三百座楼宇的设计，北戴河、沈阳、大连、天津、青岛、南京、上海都曾留下他的足迹，他的许多作品保留至今并成为当地的著名建筑。
1922年盖苓举家迁到天津。当时的天津是中国北方最开放的城市，在这里，盖苓不仅可以吃到地道的奥地利厨师烹制的家乡菜，还有很多同乡可以跟他聊聊家乡的事，更重要的是，天津寓居了清廷的遗老遗少、北洋政府的下野官僚、各地军阀以及腰缠万贯的各式商人，而他们都迫切地需要在这个城市里建造一幢甚至几幢、几十幢有着鲜明特色的小洋楼。
盖苓不仅具有艺术天赋，同时有着极强的商业敏感。从1922年起，盖苓便居住在原蚌埠道7号（现已不存）的德式楼房里，直到他去世。1934年4月，中国人徐楚泉从地方法院执行张勋臣的财产中拍卖得到了剑桥大楼这块土地，转年9月，徐将这块土地永久出租给了盖苓。盖苓于是设计建造了剑桥大楼，主要用于出租，并且在大楼内开设了“盖苓美术绘图建筑事务所”。有资料回忆，盖苓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迎来了他事业的顶峰。他一面开设自己的建筑事务所承揽各种建筑业务，同时还在马场道上的工商学院（今天津外国语大学）土木工程系授课，成绩优秀的学生就直接进入他的事务所工作。盖苓的事务所在天津颇受欢迎，每年的工程数量有8-10栋楼宇，这个数字即使在当今的私人事务所，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教学中的盖苓，给他的学生、同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位曾经与盖苓共事11年的中国工程师回忆，盖苓对建筑设计像艺术创造一样严格要求，他在天津工商学院讲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他的公司培养技术骨干，以扩大公司的承办能力。这位工程师与盖苓在工作中讲德语、英语和天津方言，非常有趣和融洽。盖苓开班授课的过程中，虽然其直接目的是想要扩充自己事务所的实力而奠定技术基础，但在间接上，盖苓也确实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技术精湛的建筑设计师，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新中国建设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52年，盖苓在天津去世后，他的妻子带着子女离开中国。将近60年过去了，盖苓设计的小洋楼还在，而关于这个奥地利建筑师的印象，却渐渐模糊在流逝的岁月中。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二十岁刚出头的李希闵在天津市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外产房屋的登记工作，因此与盖苓有过不止一次接触。李希闵回忆，当年的盖苓已经快70岁，但仍然是高高地个子，不弯腰不驼背，面对询问情况的一些“小年轻”，时而表现出一丝高傲的神态。李希闵告诉记者：“当时我年轻，对他的这个态度不能理解，因此常常批评教育他。他脾气不好，见我批评他，他就不说话，问题也不回答，气氛搞得很僵。现在我也八十多岁了，忽然理解了他的心情。盖苓是把天津当成了自己的家乡啊。他设计了这么多的房子，让这个城市变得漂亮；他自己有机会回到祖国，但却坚持留在中国，他是热爱这个城市的，内心有一种自豪感。”
在李希闵的记忆里，盖苓会说中国话，但并不是特别流利。1952年，盖苓因为一件民事案件到法院去说明情况，近70岁的老人特别激动。“当时由于工作需要，我也在法院里担任一些工作，那天盖苓说明情况的时候，我也在现场。他情绪非常激动，后来晕倒在法庭上，工作人员急忙把他送进了医院。但是从那天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盖苓。”
午后的重庆道，剑桥大楼静静地站在树荫里。一位90岁的老大爷坐在小马扎上眯着眼睛，见记者走近，立刻热情地捧出一个笑脸：“找哪儿？”“哦，我想问问您见过盖苓吗？就这个大楼的设计者。” 老人戴着助听器，但他显然听见了盖苓这两个字。“啊，那是奥国人。”老人自顾自说起来，“这大楼住着不错，就是没暖气，冬天不方便……”剑桥大楼里面的居民几乎没有人记得“盖苓”这个名字，更没有人知道哪一套单元才是盖苓当年办公的地方。历史，只有大楼自己记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