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少洲(1892-1950) 名锐荣，天津人，天津洋行买办代理人。初为洋行职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商兴隆洋行德国经理回国，委托代管兴隆财产。中国参战时没收德国人在华财产，高交出一小部分资金，战后兴隆洋行遂由其接办，并招收新股，成为中国人用洋商招牌经营的企业，同时代理洋商客栈业务，获利甚丰。
高少洲故居位于翠竹里2号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欧式楼房，水泥墙面，平顶为大露台。一楼有锅炉房、餐厅、客厅。二、三楼有书房、起居室、卧室。全部门窗均为菲律宾高级木料，室内有灯光灰线，装潢考究。楼内有大小四个卫生间，有英制斯坦福老式铸铁大澡盆。
地理图
五大道小洋楼的住户一般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入住的，而翠竹里2号的高少洲一家则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才搬去大理道，是这里较晚的住户。高少洲在1950年就去世了，但作为旧时天津外商洋行中唯一的中国老板，他独特的经营管理方式和特立独行的性格却依然让他从前的朋友记忆深刻。
张澜生是高少洲的旧友，因他本人在新中国成立前从事金融业，张澜生与高少洲两家的长辈又是世交，所以他对高少洲非常熟悉。据张澜生讲，高少洲小的时候没有父母，是他的舅舅王兰生把他养大的，供他上学。直至后来娶妻生子时，高少洲还是和舅舅生活在一起。王兰生后来做了直隶省银行的经理，经济殷实。高少洲从新学书院毕业后，在天津的洋行做小职员。而洋行，便成为他此后人生中最辉煌与得意的部分。
上世纪初，天津洋行林立，但规模较大，实力雄厚的都是外资洋行。那时，英、美、德、意、法等国在天津划分租界后，纷纷开设洋行，进行进出口贸易。此时的高少洲还只是其中一家洋行的小职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资兴隆洋行的德方经理要回国，打算将洋行的资产委托给在天津的人代管，高少洲于是便瞄准了这个机会，也从此开始了他的洋行事业。
据张澜生回忆，高少洲此前因业务上的关系，与兴隆洋行的德国经理吉勃里就比较熟悉。而高少洲本身聪明好学，吉勃里对他又很信任。所以当这位德国人要回国时，他首先想到了高少洲，而高少洲看时机已到，也恰有接手洋行的意思，二人一拍即合。1923年，吉勃里将其经营的兴隆洋行以3万两白银兑给高少洲，高少洲于是成为兴隆洋行的代管经理。后来，他通过他的舅舅王兰生及其他人的融资，招收了新股，这样，兴隆洋行实际上已归高少洲掌管，但他依然沿用了兴隆的牌子。于是，这里便成为中国人用洋商招牌经营的企业，也成为天津第一家纯粹由中国人经营的洋行。“这是第一家中国人用自己的名义和外国人做买卖的洋行，没有德国人的事儿了”，张澜生说。
在兴隆洋行崛起的过程中，面粉起了很大作用。张澜生说，那时，外资洋行都开始进口面粉，但中资洋行因为资金问题没有人涉足。兴隆洋行在此时开始进口外国面粉，张澜生记得，那时兴隆用好多条船从海上拉面粉，每次都几十万袋，兴隆洋行也成为第一家进口外国面粉的洋行。因为与外国商人关系良好，高少洲又是当时外国某商会的唯一中国会员，因此，兴隆洋行的业务很快得到了扩展。他进口外国的葡萄干，就连现在在中国拥有大量消费者的美国宝洁公司的产品，最初也是由兴隆进口的，天津也成为最早使用宝洁化妆品的中国城市之一。
兴隆之所以有实力做外国面粉进口生意，也得益于高少洲的人格魅力。据说，那时有很多银行给他贷款，中国银行就给他兑换了五万美金的贷款和信贷，“他很聪明，而且也很能干；有魄力，眼光也独到。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银行自然愿意贷款给他”，张澜生说。
随着兴隆洋行的业务越做越大，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它已成为外资洋行林立的天津独树一帜的中资洋行了。于是，高少洲在广东路（现唐山道东）建起了一栋八层高的大楼，作为兴隆洋行的新址。作为朋友，张澜生那时经常出入兴隆洋行，但有一件事至今令张澜生觉得奇怪，就是在搞对外贸易的兴隆洋行里，竟然没有一丝“洋味儿”。“兴隆那时的职员大概有四五十人吧，但进出洋行的职员没有一个穿西装的，都穿中国的袍子马褂。这么大一个洋行，没有一个沙发，都是中式的八仙桌、椅子。大楼最上层的八楼平时锁着，里面供着佛，逢年过节，高少洲会带着职员们来这里拜佛”。而在经营管理上，高少洲采取的也都是传统的中国式管理。比如他遵循“少经营，多积累”的办法，兴隆大楼里的仓库除了自己存货外，还对外出租。而员工们平日里的工资并不高，但年终的分红却很多。另外，高少洲严厉的、家长式的管理方式，在那时的洋行也很独特。“在兴隆洋行里，高少洲是绝对的核心，说一不二，洋行上下都要听他的。事无巨细，凡事都要他来管”，张澜生说。
不只所开洋行是传统的中国式，高少洲在大理道上的家，更是一点都不洋化。张澜生去过几次高少洲家，他的印象是，高家的生活方式不但不洋化，而且比一般的中国家庭都土得多。在搬来大理道前，高少洲一直与舅舅王兰生在东门外住，后来王兰生去世，高少洲才在大理道买下这座小洋楼。这座小洋楼在一个胡同里，在五大道形态万千的洋楼里并不算很讲究。虽是搬进了洋楼，但高家的生活却一直没“洋”起来。他的儿媳钱杰女士曾回忆，高少洲虽成了富翁，但自幼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全家人生活从不奢侈。而张澜生也记得，高少洲虽坐拥庞大资产的洋行，但无论是自己家里还是洋行，从未买过一辆小轿车，他自己没有私家车，每次外出还都坐人力三轮车。堂堂洋行老板，却如此固守中国式的生活和经营观念，张澜生认为，这还是源于高少洲所受的是传统的中国式教育。因为高少洲没有接受过西方教育，他最后毕业的新学书院也是中国式的学校。但是，也正因为这样，才让高少洲成为那时最具个性的洋行老板。
兴隆洋行在天津昌盛的时代，正是各国列强瓜分中国、战乱纷纷的时期。因为开的是洋行，与外国人打交道，所以高少洲表面上并不关心政治，也从不和人谈论与时局有关的话题，在人们的眼中，他是一个只知道做生意的洋行老板。但了解他的亲人和朋友却知道，他是一个心中有情感、有是非观念的商人。高少洲的儿媳钱杰和朋友张澜生都回忆过一件往事。那是“九·一八”事变后，一批东北流亡学生要到南方去，没有别的办法走，只好来天津通过坐轮船出去，但是到天津后却赶上下大雨，船票也要等一段时间，学生们又没有地方住。高少洲对家人说，“让他们来兴隆洋行住吧”，便把洋行里的仓库都打开了。这些学生两三天的晚上都在兴隆洋行度过，其间，高少洲还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负责招待学生们，并亲自熬绿豆汤给他们喝。在地处租界的兴隆洋行，高少洲做这样的事情承担着极大的风险，也让大家从这位平日里不苟言笑、沉默严肃的老板身上，体味到一丝暖暖的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