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木(1891—1995)，原名王仁锵，曾化名郑士松。早年就读于保定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初在黑龙江督办吴俊升部任职。后在西北军当参议，还在河南收编过土匪。后经吴俊升之子吴泰勋介绍，结识戴笠，成为特务处骨干分子。他身体适中，五官端正。喜欢穿西装、高领白衬衣、丝质花领带和方头皮鞋，有绅士派头。
王天木旧宅位于大理道57号，大理道55-57号是连体楼房，为3层砖木结构，建于上世纪20年代末。平房顶，清水砖墙，2楼有方形阳台，百叶窗。楼西侧建有一排平房。1楼为客厅、饭厅和书房。2、3楼为卧室、起居室。设计人为著名建筑师阎子亨。电视连续剧《潜伏》是根据天津作家龙一同名小说改编的，表现了天津解放前夕隐蔽战线的激烈斗争。军统天津站首任站长是王天木。经大理道附近的老住户指认，王天木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大理道57号居住过。
国民党军统华北区，指的是抗日战争前华北平津各地的情报组织，由军统得力干将王天木负责。王天木是戴笠手下的六大骨干之一（另外五人为陈恭澍、赵理君、沈醉、吴赓恕和文强），在他的领导下，华北区成就突出，王天木和戴笠还差点成了儿女亲家。据说，这两个人长得很相像，如同孪生兄弟。在一些场合，多由王天木做戴笠替身。从层层关系来看，王天木与戴笠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1933年，情报探得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受日本人坂垣、土肥原的指使潜入北平，妄图策动驻军叛变，制造暴乱。王天木会同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及白世雄、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等人，将张敬尧刺杀于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1934年初，该站特务在天津意租界将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小孙女绑架，勒索五万元分赃。蒋介石查知后，责令戴笠查处。1934年春，王天木同天津行动队队员胡大虎，在北平前门逛八大胡同。不想在妓院与人发生了冲突。胡大虎是黑道出身，将人打死。尸体放在一个装衣服的箱子里，从妓院后门带出街外，用黄包车拉走。不知是什么原因事态暴露了，一时“箱尸案”轰动北平，大报小报均刊登了消息，最后这件事竟传到蒋介石耳中。蒋介石大怒，下令严办。结果，胡大虎被捕正法，王天木被判处无期徒刑，关在南京老虎桥陆军监狱中。后军统天津站进行大规模改组，改由王子襄担任站长。王天木实际上只服刑两年，到了抗战开始，军统急于用人，就放了王天木，这与王天木和戴笠的交情有关。
1936年底，王天木被释放，后到洛阳、潼关陇海沿线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戴笠将王天木调到天津任国民党军统特务华北区区长。1938年组织“华北忠义救国军”，任总指挥。抗战初期，王天木曾是抗日除奸的中坚力量，还曾经与军统的人试图在上海刺杀汪精卫。王天木任军统天津站长时，曾与爱国学生结拜为十兄弟，成立了“抗日除奸团”，专门对付日军和汉奸。暗杀了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伪华北联合储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伪海关监督程锡庚等汉奸。1939年春调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在上海，他策划暗杀了“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篆。当时为了挫败日本与汪伪在中国造成所谓“部分和平”的企图，军统展开了一系列暗杀行动，目标便是那些投敌卖国的汉奸。尤其是汪精卫出走河内，叛国之心昭然若揭，更需要找几个大汉奸杀一儆百。于是“汉奸陈篆夜登鬼录，飞快将军从天而降”的消息一传出，人人称快。
正是陈篆被刺事件，使日本人感到建立特务机构的必要，1939年9月5日“76号”特务机构由此脱胎而出。“76号”是汪伪政权下的特务组织，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务头子丁默村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机构地址最初设在上海大西路76号，后改在极司菲尔路76号，故代称“76号”。而“76号”最先要对付的便是王天木等人。早在“76号”成立之前，李士群就设法将王天木劫去，关押了几个星期，又放了出来。过了不久，王天木又险些丧命于军统同僚之手。更有人言之凿凿地告诉他，这就是“戴老板”的意思，于是在李士群的利诱下，王天木一怒投敌。
林鸿赉的儿子林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回忆，在他家一侧的二层小楼里，楼上住着曹锟的一个侄女，楼下则住着报人常小川。根据林放的回忆，他的父亲林鸿赉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住进大理道的，而这时候与常小川筹办《新生晚报》的时间大致相符。关于常小川及其夫人聂玉清的简介一直缺少文字记载，老报人张道梁的回忆中也仅仅提到了某些侧面。日前记者在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采访时，偶得一本馆员名录，其中对常小川、聂玉清夫妇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常小川（1895-1979），名鸿钧，以字行。河北省宁河县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汇文大学，后入哈尔滨东华中学任教。1922年赴日留学，不久转赴美国密执安大学并获硕士学位。曾受中国政府交通部委派参加伦敦万国铁路会议、巴黎国际电报会议，任中国代表团秘书。1926年任察哈尔都统公署顾问兼西北边防督公署、北京政府交通部主事，出席华盛顿国际无线电报会议，任秘书。1928年任青岛法院院长。1930年任豫皖鄂边防督公署驻京办事处处长。同年返津，先后任天津油漆公司经理、天津商品检验局局长、财政局局长，卢沟桥事变后赋闲。1945年创办天津《新生晚报》，任社长。新中国成立后，《新生晚报》复刊，仍任社长，1953年退职。常小川曾任天津市第一届人大代表。关于常小川办报的相关情况，请参阅本报寻访天津老报人张道梁的相关报道。
聂玉清（1895-1985），河北省抚宁县人。1923年毕业于天津中西女子学校。青年时代曾参加“五四”运动，积极参加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是当时女界积极分子之一。历任北京基督教女青年干事，天津中西女中中英文及音乐教师，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干事。1927年任北京市协和医院社会部职员。1933年后，任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董事、董事长。新中国成立后，因病退职，晚年曾撰写大量“五四”运动时期详实史料。
1939年9月，王天木在上海投敌，军统在华北的组织，几乎被一锅端。由于王天木的叛变，军统北平、天津、济南各站均被日军破获，损失惨重。济南负责人傅胜兰，原是戴笠器重的大特务，也被捕变节，一时军统在华北的活动，几近停顿。后王天木任“76号”的高级顾问，出席了汪伪召开的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指定为中央委员。1939年10月，任特别委员会委员兼特工总部第一厅长，后肃清委员会成立，调任该会委员，兼所属“和平救国军”副总指挥，总指挥为唐蟒，王天木后升为总指挥。1945年抗战胜利，王天木藏于北平西山，后去台湾。王天木曾于上世纪30年代中叶住过大理道57号，此外，他在五大道还住过洛阳道洛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