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廷玉（1869-1952）字实忱，天津人。北洋将弁学堂毕业。清末先后任京畿督练处谘议，河间秋操裁判官、陆军部检查官、南京兵备处总办兼警察总办。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协助张勋、铁良固守南京。1913年，随北洋陆军第六师师长李纯赴江西镇压二次革命，任九江镇守使，升中将。后襄办江西军务、任赣南镇守使等职。1914年，任袁世凯模范团总参议、筹安会参议。1917年，任江苏督军公署参议。1922年任江西省省长，不久辞职，寓居天津。1932年创立国学研究社，任社长。
李廷玉旧居位于成都道31号，砖木结构两层楼房，多坡瓦顶。菲律宾木门窗，内部装修中等，舒适适合居住。
国学研究社所在的天津市立师范学校
天津旧时私塾
半个多世纪以来，小洋楼的外墙被一次次重新粉刷，曾经在小洋楼里进进出出的人也老了，只有门前的那棵老槐树一如当年，头顶着一簇茂密的碧绿，静静地数着岁月。已经满头白发的李希闵又一次站在祖父的旧居前，时光仿佛回溯到他的童年。
自由道37号这所房子其实并不是李廷玉的私产。他一生在天津只购置了一处房产，那就是从旧意租界搬出来之后，在成都道买的那幢小二楼。旧意租界的这所房子，是奉系军阀万福林的私产。万福林与李廷玉私交甚好，他敬重李的为人，李退职归津之后，万福林主动把房子借给李居住，十多年没收过一分钱房租。李廷玉一生戎马，晚年回到家乡一直热心公益事业。他年轻时中过秀才，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稍有研究。民国成立后，社会上对新式教育非常提倡，而对中国传统教育渐渐忽略。
“民国肇造以来，二十有六年矣。欲正人心，而人心日趋于险诈；欲厚风俗，而风俗愈极于卑污。试为参致此之由，实起于民三废经，民七废孔，有心人难怒焉忧之。”在李廷玉看来，废经废孔导致了人们道德失衡，所以尽快恢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挖掘和传承，刻不容缓。因此，他联合天津各界学者，倡导成立国学研究社，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研究、巩固和发扬。在成立之初，为避免“尊孔”之嫌，李廷玉在学社的命名上煞费苦心。经过多方征询意见，最后定名为“国学研究会”，终于得到政府批准认可。
在李廷玉的倡导下，津门名流张伯苓、李金藻、陈哲甫、郑菊如等纷纷响应，并主动担任授课。国学研究社社址在特二区三马路西头海河沿（原天津市第二十六中校址），当年的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内。市立师范学校的校长正是李廷玉的次子李邦翰。每天晚上师范学校的学生放学以后，国学研究社的课堂就开始讲课了。国学研究社因“三不收费”而闻名，不收报名费，不收讲义费，长期听学不收学费为大批贫困家庭的学子提供了求学的机会。国学研究社自创办之日起，开办费用由李廷玉个人承担，运营经费则由各发起人按月分捐。虽有各界支持，但国学研究社仍然面临着经费紧缺的问题。李廷玉担任其他学校校董期间，常常为了国学研究社东拆西补，每有结余，就拿来转作国学研究社经费。李廷玉还通过个人关系，向长芦盐纲公所谋求每年资助2000元。李廷玉家族企业合丰公司首倡企业认捐，并主动认捐每年500元。
由于李鸿章的突然去世，李廷玉等人的建议并未得以实现。随后他们建议庆亲王改练旗兵，由此结识了清室贵胄铁良。李廷玉颇受重视，经铁良和袁世凯联名保送北洋将弁学堂，以炮科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时间一晃到了1917年，张勋复辟前夕。张勋身边亲信苏锡麟撰文回忆，在张勋抵京前夕，曾派亲信李辅廷带一个混成旅驻扎在天坛。后来，在苏锡麟奋力抵抗讨逆军的时候，“李辅廷已经倒戈”。苏锡麟当时并不知道李辅廷是怎样倒戈的，所以对这件事也没有多讲。实际上这个劝降的人正是李廷玉。
国学研究社从1932年5月4日创办，坚持了五年有余，到“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听说李廷玉曾经创办国学研究社，多次派人劝说和威胁他继续开办。李廷玉虽然热爱国学，但却不愿意听从日本人的安排。国学研究社在1937年正式结束了。李廷玉住在自由道旧居时除了创办“国学研究社”，还创办了天津第一个中医研究机构——“国医学院”。
1936年11月，国学研究社已经办了几年，在社会上也有相当的影响了。人们从学习研究国学上受益良多，就开始对国学进行更深层次地探讨。而当时医学界，西医盛行，但看病价格偏高，大多数底层老百姓不能够负担。这时候，李廷玉就跟天津著名的几位中医学家商量，希望在推广国学的基础上，重振国医，同时为底层贫困百姓提供一个义诊的机构。就在李廷玉的家里，他主持召开了一个国医研究院的筹备会。第二年5月，经过近半年的筹备，天津市第一个中医研究机构——国医学院正式成立，院址在南开区古文化街南口对面的磨盘街上的一处院子。
国医学院为什么会设在那里呢？李廷玉的孙子李希闵说：“这个房子是我家合丰公司名下的房产，我祖父从政，合丰公司是我祖父兄弟的企业，李家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合丰公司。国医学院背靠当时的天津市警察局，由于开业之初始终奉行义诊的原则，所以虽然藏在一条比较窄的街道里，但每天来看病的群众还是多达百人，一个月就接待了超过3000名患者。”李希闵回忆，当年天津市知名的中医几乎尽数到国医学院参加义诊，施今墨、孔伯华、赵雅荪、古今人、王静斋等名医在国医学院都有各自的义诊时间。国医学院汇集了京津名医30余位，采用中西医结合施治，义诊之余也对中医技艺研究推广。王静斋后人王季儒在其回忆父亲的文章中，也证实“一九三七年春，先父与天津李实忱先生谋设国医学院，志在培养中医人才。并先组施诊所，联络中医界名流，均到施诊所施诊服务，以为将来师资作准备。先父每周去施诊所三个半天，夏初开诊，仅两个月，医而愈者约七千人。适值‘七七事变’，乱及天津，因而停诊，以致宿愿未偿。”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轰炸了原警察局大楼，其背后的国医学院房屋也受到损坏。“因为是我祖父发起组织的，并且他捐款最多，所以国医学院的很多仪器，这时候就都搬到了自由道我家的院子里。我记得那会儿放学回家，院子里通道两侧都放着医学显微镜和各种做实验的仪器，上面都贴着国医学院的封条。”由于原址被毁，国医学院开业仅两个月就停办了。于是，在天津地方有关史志上，很难查找到“国医学院”的记载。
李希闵9岁半开始随祖父李廷玉住在自由道的这所小洋楼里。他住在一楼的“玻璃厅”，三面都是玻璃窗，阳光充足，便于学习。“我的房间正对着楼梯口，每天早上听到五叔的皮鞋踩在木楼梯上发出‘噔噔噔’的声音，我就从床上跳起来，看五叔踩着舞步从楼上‘舞’下来。他很喜欢这种‘噔噔噔’的声音，所以故意让自己脚步变重，让全家人都听到他在下楼。每当他走到我的门口，就会停下来，一边用手梳理着头发，一边学着美国电影里的样子，跳上一段‘踢踏舞’，我就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作为一家之主，李廷玉在子孙的眼中却是无比威严的。李希闵回忆，家里面最威严的就是祖父。“祖父喜欢记日记，不仅自己记，还要求子孙帮他一起记。对于自己亲历的事情，祖父每天晚上亲自记录；而报章刊登的一些新闻、事件，祖父认为重要的，会嘱咐我们抄录下来。我们就当做练书法，认认真真抄写下来，这也使得我如今还对当初很多报道记载的事件记忆犹新。”李廷玉的日记共有27本，年代跨度大约为50年，他去世后，子孙将这些日记交给了国家。1937年，日本人多次登门劝说李廷玉出面帮助日本人做事。起初，由于是旧意租界，租界当局对界内居民有所保护，日本人还稍有忌惮。后来，德、意、日结盟，意租界当局对日本人不再加以阻止，李廷玉不堪其扰，只得带着一家老小“逃”出意租界。此后，他住进了成都道上的一所小楼，直到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