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彭久（1884-1969）字鹤龄，天津宁河芦台人。刘彭寿二弟，在兄长的培养下，曾任奉天官银号副理、经理。后任中华懋业银行营业主任。福星面粉公司成立后，多年来担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雨后的早晨，记者在体院北的一个居民小区内拜访了刘彭久的孙子刘鸿林。在刘鸿林的两居室单元内，一套实木仿古家具格外引人注目。刘鸿林告诉记者，这些家具是他依着回忆，按照祖父房里的家具样式找行家定做的。做了一辈子实业的刘彭久没能给子孙们留下只字片纸，刘鸿林甚至连一张祖父的照片都没有。
刘氏族人撰写的族谱
在介绍面粉业实业家孙冰如的时候，我们提起过寿丰面粉公司在新中国成立前曾是天津最大的面粉公司，而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刘氏兄弟创建的福星面粉公司。刘彭久的父辈开始，就在天津经营米面行业，他的父亲开设了同顺永斗店（斗店在天津粮食市场中占有重要位置，民国以前，是天津主要的粮食交易市场）。刘氏兄弟继承祖业，长子刘彭寿曾任北洋政府的河北省议会议员、吉林省财政厅厅长、天津海关监督等职，与直系军阀关系很熟；次子刘彭久曾做过吉林木税局局长，也曾在懋业银行做过营业主任，对于金融圈子也很熟悉。1919年，刘彭久由奉天兴业银行经理卸任回津，很想做点儿实业。恰好斗店的副经理张良谟（一些资料误写成“张良谋”）看到机器磨面产量高、质量好、成本低、利润大，于是提议刘氏兄弟一起投资搞一个机制面粉厂。张良谟是面粉业的行家，精通小麦的收购，他本人还是庆长顺同记斗店的股东。在张良谟的劝说下，正想搞实业的刘彭久跃跃欲试，但一时间筹不出足够的资金。于是他请大哥刘彭寿出面帮忙，刘彭寿利用官场的关系，邀请了陈云樵、刘纪亭等人入股，凑足股本三十万元。资金到位后，仅够购买机器和兴建厂房之用，无力购置厂地，刘彭久于是租了大伙巷沿河二大街的土地作为厂址，这里水陆运输都很方便。福星面粉公司小麦原料来源有三个渠道：一是本地斗店，如万春斗店、长顺斗店、同顺永斗店、怡和斗店和华丰裕斗店等；二是业务员直接到河北、河南、吉林产麦区采购；三是从国外进口，主要来自澳洲、加拿大、美国。生产车间安装了从国外购买的磨粉机15台，用锅炉引擎作为原动力，生产“蝠”牌面粉。1922年至1929年，面粉厂曾发生两次火灾。每次都停工一年多，生产经营颇受影响。有关资料记载，因火灾停工期间，100多职工发半薪，100多临时工被解雇。第二次火灾取得了火险赔付，后通过恒丰公司向美国购买18部磨粉机，重增购锅炉，使锅炉达到3台。上世纪三十年代，福星面粉公司生产能力有了提高，日产量达6000袋。
“祖父和大爷爷年轻时都当过官，因为受不了官场的腐败和黑暗，大爷爷和祖父都辞官回津，转向了实业。再到我父亲那一辈的兄弟姐妹们，再也没有做官的。”刘鸿林还讲起了天津沦陷期间日本人逮捕张良谟、于华庭的事。“听我父亲说，日本人原本是要逮捕我祖父的，因为当时他是福星的总经理嘛。但是恰巧祖父到北平办事，日本人只好把张良谟、于华庭带走了。那一次被逮捕的还有寿丰面粉公司的经理，后来花钱疏通了，才把人放出来。我祖父算是躲过了一劫。”
刘彭久行二，朋友们都尊称他“刘二爷”。“刘二爷”的心肠好是出了名的，福星面粉厂曾经两度发生火灾，灾后停工期间，工厂发不起工钱，刘彭久就直接发白面给工人。1939年闹大水，“刘二爷”捐钱捐面，一点儿也不含糊。刘彭久与大哥刘彭寿还在家乡捐建了中学，就是如今的芦台一中前身。“祖父的为人在工人们心里都有数，所以‘文革’的时候，听说要去抄‘刘二爷’家，工人们都不去。福星面粉公司从创立到新中国成立前，大约经历了30年的发展期。对外有我大爷爷周旋，对内主要靠我祖父统筹管理，他对福星的贡献得到了各方面的赞许。”天津沦陷期间，由于日本人强行管理，福星公司经营趋于困难。因为与日商的竞争矛盾，福星公司协理张良谟、副理于华亭被捕，被监禁几个月之后，才得以释放。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国内产麦区多为解放区，小麦收购困难，再加上美国面粉倾销，福星公司生产经营更加困难，勉强维持到天津解放前夕。1953年，福星公司在天津面粉行业第一家实行了公私合营。
在刘鸿林记忆里，刘彭久是个高个儿、慈眉善目、好脾气的老爷子。“祖父脾气特别好，一辈子也没着过急，对人说话总是慢条斯理，慈眉善目，这大概也跟他晚年笃信佛教有关系。”刘鸿林记得，祖父除了念佛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平时喜欢写写书法，读些古籍，都是颐养性情的事。“祖父晚年与周叔弢关系很好，受周先生影响，祖父也喜欢收藏古籍、字画。祖父对于字画有一定的鉴赏力，当然他算不上大收藏家，但我记得像周叔弢他们都曾经夸奖过祖父的眼力，祖父也很欣然。”刘鸿林记得，晚年的刘彭久在庆云里2号的旧居里布置了一间佛堂。刘彭久供奉的那些佛像都很珍贵，一部分是他自己通过各种关系收藏到的，还有一部分是朋友们特意赠送给他的。“祖父心地善良，乐善好施。同业的一些朋友因为周转不灵，凡是向他借钱的，他一般都借给。但那个动荡的年代，有些人借了钱之后却还不上了。都知道祖父信佛，这些朋友于是就各处寻找珍贵的佛像送给祖父，就算作是抵了当初的借款。”可惜的是，晚年刘彭久与老伴儿独居在庆云里，身边只有一个保姆。“文革”初期，满佛堂的佛像都被当做“四旧”处理了。
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刘鸿林常常记起祖父的话，他说：“对待穷人要好，别看不起人，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你的老师。”刘家虽然有钱，但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过着奢靡的生活。“祖父家里虽然没有天天吃窝头，但一日三餐都是家常饭菜，并不是因为家里开面粉厂就只吃白面。穿着上，祖父也没有特别的要求，干净整洁就好。”青少年时代，刘鸿林并没有感到自己的家庭有多么的与众不同，他唯一与同学们的区别大概就是每当他去看望祖父，就能得到一些零用钱。那个慈祥的老人，微笑着把一些零钱塞在他手心里的画面，一如昨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