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鸿赉(1900一1981)，字庶希，浙江宁波人。自幼随父林子臬北上行医，而就读于天津新学书院。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20年被选为公派留学生保送至美国霍金斯大学攻读三年后回国，分配至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关务署任科长，又调天津任统税管理所主任。宋子文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后，选调一批留美的财政部系统工作人员进入中国银行，林鸿赉也被调入中国银行，返回浙江故乡杭州任襄理。1940年天津中国银行经理空缺，香港总管理处考虑到林鸿赉曾在天津工作过，且其几位兄长皆在北方任职，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故林鸿赉临危受命，出任天津中国银行副经理，1941年即升任经理。
林鸿赉夫妇
林鸿赉旧居位于大理道42号，三层砖木结构楼房，清水墙面，线条简洁，设计大方，适于居住。室内设施完善，中等装修，有菲律宾木地板和楼梯。
1944年3月20日清晨，44岁的林鸿赉正在家中睡觉，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他吵醒了。当时还只有十几岁的林放开门一看，是一群陌生的人。一个带着日本口音的人对他说：“快去叫你爸爸，我们找他谈话。”“爸爸，有人找你。”林放叫醒了睡眼蒙眬的林鸿赉。此时，那个穿西装，说话带着日本口音的人已经进到屋子里面。他用生硬的中国话对林鸿赉说：“你快起来，穿好衣服，我们要找你去谈谈话。”说话间，又有四个穿黑棉袄的人推门闯入，在墙壁上一阵敲打，他们对桌上的收音机特别留意，而其他的东西倒没怎么动。林鸿赉立刻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一切，穿好衣服，对家人嘱咐了几句，就被这群人押上了一辆卡车。卡车开到金城银行宿舍时，金城银行经理王毅灵、副理夏采臣也被押上来，然后直奔日本宪兵队驶去。
日本宪兵队拘押室里此时已经押进来十余人，林鸿赉仔细辨认，发现都是银行界的同仁。交通银行经理方静如、营业员马景达、新华银行经理俞君飞、副理陈卓人等。一名宪兵坐在一旁看守着这些人，十余人相对无言，对于逮捕的原因，谁也闹不明白，各自在心里面盘算着应对的办法。从早上9点多钟被关押，一天没有喝一口水，吃一点东西。晚上7点钟左右，看守的宪兵忽然对大家说：“现在你们统统睡觉。”于是十余个人就地和衣躺下，看似一动不动，其实没有一个人能睡着。夜里12点钟，一个翻译把林鸿赉带到楼上的一个房间，一名宪兵开始对他审问。“今年二月初八路军在河北省边界开过一次会，你参加了。会里都谈了些什么，你快讲出来！”日本宪兵拍桌子咆哮，示意林鸿赉如果不坦白，将会被施以重刑。林鸿赉一听到这无厘头的讯问，反而放下心来。“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八路军的会，你问的我都不知道。”宪兵审问了将近三个小时，看林鸿赉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只好让翻译把他带回拘押室。那一夜，其他的金融界同仁也都被传讯。两天后林鸿赉又被讯问了一次，并没有问到什么特别的。一连五六天过去了，林鸿赉以为日本人没问出什么，这案子也就结束了，没想到这时候，一个叫桥本的日本人从外地办案回来，对林鸿赉等人重新审讯。交通银行营业员马景达被传讯的次数最多，每次回到拘押室，他总是面有泪痕，好像受到了拷打。但因为有人监视，不准交谈，林鸿赉只能暗中替他担心，却无法安慰他。在拘押室里，不分昼夜，总能听见日本宪兵审问时用刑拷打的声音和在押人员呼号、痛哭、呻吟的声音。有一天，林鸿赉看到一位金城银行的女职员被审讯完送回时，头发和胸前都已经湿透，想必是被灌了冷水；还有一次，一个男学生被押回的时候，满面红肿，进屋就倒在地上。交通银行的那位职员马景达，最后就是被日本宪兵迫害惨死在了宪兵队。林鸿赉在宪兵队被关押了一个月之后，有一天，日本人桥本忽然对他说：“今天要带你去查账。”查账中，林鸿赉得以接近日本翻译，终于得到了在银行理发刮脸的“特许”。他嘱咐理发师通知他家人找门路疏通，花钱也不要紧。
自从林鸿赉被日本人抓走，林家上下乱作一团。林的母亲赶紧通知自己在北平的女婿白振甫来津保释林鸿赉，白振甫到天津通过打听才知道，林鸿赉的案子是由华北日本军部下令查办的所谓“天津金融案”。经过疏通，白振甫找到了与桥本有私交的张家驹，通过张给桥本送了西装料两套和一副镶翡翠金袖扣，并承诺等案子结束了之后再重谢。这一天，桥本忽然出现在拘押室，对林鸿赉说：“宪兵队长要和你谈话。”林鸿赉不知是福是祸，硬着头皮去见宪兵队长。“林先生，你在这里已经两个多月了，身体还好吗？”宪兵队长一脸假笑，“你的案子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你可以先回家听候处理。”宪兵队长的脸孔突然黑下来，眼睛直视着林鸿赉，用一种威胁的口气说：“队里的情况和问答的话都不许对外人说，否则对你对别人都不利。还有，你以后不准离开天津。”林鸿赉连声称是，桥本把他送到大门口，并握手，频频点头相送。林鸿赉从宪兵队放出来之后，又送给桥本五两黄金。都说“钱能通神”，没想到这句老话在这人称“阎王殿”的日本宪兵队也同样适用了这些“小鬼”。也许是这段拘押在日本宪兵队的特殊经历让林鸿赉对日本帝国主义更加深恶痛绝，回到银行之后，他更为积极地保护起中共地下党员。1944年秋，林鸿赉以招收练习生的名义，将中共地下工作者王家祥介绍进入中国银行，掩护其真实身份。天津解放后，王家祥参加军管会，在主持接管天津中国银行工作组任组长。
“五大道”上的“林鸿赉旧居”在常德道，而不是大理道。很多游客好奇，这个林鸿赉又究竟是怎样的人？他怎么能拥有这么宽大的院落呢？在河西区的一幢老居民楼内，80岁的林放向记者揭开了谜底。林放是林鸿赉之子，他告诉记者，常德道2号的所谓“林鸿赉旧居”原本不是林鸿赉本人的产业，而是林鸿赉好友，原民国政府海关总署署长、税务总署署长张福运的私宅。新中国成立前夕，张福运将这所房子赠送给了林鸿赉，所以产权证上更换成林鸿赉的名字，但林鸿赉在那所房子里几乎一天也没有居住过。而林鸿赉真正的住所，是今大理道42号的二层小楼。林放还记得，曹锟的一位侄女是他家邻居之一，另一位邻居是办报纸的常小川；而在他家对面，住着工商界名人毕鸣岐。
关于林鸿赉，现有的文字资料少之又少。这位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清华高材生，曾经留学美国，学成后成为中国第一批具有国际金融管理经验的职业银行经理人。从中国银行到中孚银行，林鸿赉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抗战时期，林鸿赉临危受命，接手中国银行天津分行，险些被日本宪兵队迫害，但仍冒险掩护中共地下党联系人王家祥；新中国成立后林鸿赉被安排到天津外贸局干部学校培训中层干部，讲授英语、外贸、金融知识，后来调入河北财经学院（天津财经大学前身）国际贸易系任教。1966年，林鸿赉退休时，全系师生赠送给他“为人师表”匾额，对他十余年教学生涯给予了高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