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霁野是安徽人，却在天津走过了人生的大部分历程。作为“五四”新文化时期鹊起的翻译家、文学家，他最为公众所知的便是翻译《简·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世界名著，以及作为鲁迅的忘年之交共同创办“未名社”。1949年，李霁野来到天津，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成为该系首位系主任，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于是，南开大学与大理道上的家便成为李霁野一生中所度光阴最多的两个地方。
李霁野旧居建于20世纪30年代，为砖木结构二层小楼。四坡大筒瓦顶，坡式台阶。一楼的窗套为拱券形，造型别致。木质门窗，室内有简单的灯光灰线。一楼有客厅和餐厅，二楼为起居室、卧室。小楼外观典雅，朴实无华，住用方便。院内有白色花架及观赏树木，景观优美。
李霁野书法
在逝世十几年后，如今在南开大学外语学院，李霁野仍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名字，学院的办公室收藏了大量李霁野生前的珍贵照片，并把它们放在了学院的网站上，供那些没有见过李先生的年轻师生查阅。已经退休的外语学院原党委书记肖福堂作为李霁野从前的学生和同事，对这位系主任仍有很多道不尽的回忆，只要一提到李霁野，肖福堂立刻就会想起和他有关的几个片段。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外文系的很多学生营养不良，学生们的日常饮食都很单调。在其中一年的迎接新生大会上，李霁野看着台下因为营养不良而脸色暗淡、没有精神的学生，忽然话锋一转，讲起了关于吃胡萝卜的事情。李霁野说：“大家看我现在年过花甲，但仍然耳不聋、眼不花，大家知道为什么吗？这都是因为常吃胡萝卜的缘故。”接着，他便说了关于胡萝卜的几种吃法，他用带有几分幽默的语言微笑着说，大家都知道胡萝卜可以生吃，但也可以蒸着吃、煮着吃，甚至炒着吃。肖福堂回忆，那时物质匮乏，他们只知道胡萝卜是生吃的，不知道它有什么营养，更没想到还可以有那么多别的吃法，李老关于胡萝卜的一番话不但与国情联系上了，还给困难时期的师生们带来了安慰。因为营养不良，很多同学都出现腿部浮肿。有一天，李霁野在学生宿舍宣布说，从下周一开始，同学们可以不到主楼去上课了，由几位老师分别到学生宿舍来上课，这样学生们就不必因为腿浮肿还要困难地上下楼。那以后，外文系的学生就在自己的宿舍里上起了课，尤其是睡在上铺的同学，他们可以趴在床边往下看着老师讲课，听课。
刘老师名叫刘荻英，是外文系第一位外教，她是美国人，英文名字Grace Liu。她丈夫在美国留学时他们认识结婚，后来就随丈夫来到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刘的丈夫因拒绝为日本人工作辞职，贫病交加去世，刘荻英独自抚养三个孩子。那时候，外文系没有外教，李霁野得知刘荻英的情况便对系里的老师说，刘荻英是美国人，能教英语，而且对于爱国人士的家属，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们，请她来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于是，刘荻英便成为外文系的教师，后来，她在外文系的教学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高学生是外文系57级学生高书宪。1958年初，高书宪家里出现经济困难，他找到李霁野要求休学，李霁野听后，摇着头连说：“不可、不可，休学太可惜了。”他答应高书宪，会一直资助他到毕业，需要多少，就给多少。此后，他便每月从工资里拿出10元给高书宪。
肖福堂印象中的李霁野有着大学者的智慧和幽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是禁止学生谈恋爱的，学生中即便有恋爱的，也不敢公之于众。但在一次毕业典礼上，李霁野在毕业致辞中却说，“我知道这几年谈恋爱的同学都在搞地下恋情，不敢公开，让你们受苦了。可毕业之后，你们就是有责任感有担当的大人了，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台下响起了一片长时间的掌声。李霁野年过九旬谢世，对生活保健方面很有讲究，肖福堂记得他八十岁后，每逢来系里开会，还是从大门走着到主楼，李霁野曾对身边的老师们说：“坚持锻炼，生活要有规律，身体才能健康。有一条很重要，就是遇事不怒，将来你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不顺心的事，要有涵养，有度量，这样对人对己都有好处。人生确是无常的，不过人生的可爱处也多半就在这无常。”
“上午，得霁野从他家乡寄来的信，话并不多，说家里有病人，别的一切人也都在毫无防备地将被疾病袭击的恐怖中；末尾还有几句感慨”……从前读鲁迅的《华盖集续编》时，在文中常能看到关于“霁野”的文字，后读《简·爱》，封面上的译者名为李霁野，便知这就是鲁迅日记中的那位“霁野”了。直至“天津小洋楼”的故事讲至大理道，才知其中一处为李霁野先生生活了几十年的居所，于是，他便成了今天这栋小洋楼的主人。在很多关于李霁野的回忆和纪念文章中，他的居所从前的门牌为大理道11号，曾经，很多人来到11号的小楼里拜会学界泰斗李霁野先生，并把这段拜会的过程写进了回忆李霁野的文中。如今，这里的门牌改为了大理道7号。大理道7号现在有个名字叫“文明大院”，那是紧邻“蔡成勋家祠”的一条小里弄，两侧为几个独门独院的小楼。几日前记者走进“文明大院”时并不知哪个是李霁野的家，正在迷茫寻觅时，左边第二个院门外，一位送水的师傅告诉记者，这个楼里住的就是李家，但他家里的人前段时间出国探亲了，所以都不在家。
做邻居几十年，李霁野是肖先生“最熟悉的陌生人”，肖先生说李老晚年时每天晚饭后都要出门散步，每个黄昏的大理道，都能看到一个耄耋老人拄着拐杖在那里缓缓步行，夕阳下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李霁野因患白内障双目失明，肖先生说，有一天上午他正要出门时，看到李老坐在门口的一张软椅上，家里的人都去上班了，李老对肖先生说：“现在眼睛看不见，不能看书，没有人谈话，一下子体会到了孤独的滋味。”阳光下坐在椅子中的那位老人，从此在肖先生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