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丹崖（1880-1933）名荔孙，祖籍江苏无锡。生于江苏淮安，少时入江南高等学堂读书，成绩优异。毕业后又考取了官费留日生，入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今日本东京商科大学)学习银行经济，毕业后到日本银行实习。回国后经清政府廷试考取商科举人。大清银行成立，调任该行稽核，民国成立，改组为中国银行，升任会计局长，后转任国库局长。1915年筹设南京分行，任分行行长。1918年调任北京中国银行行长。后得到冯国璋的支持，于1919年创办天津大陆银行，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达13年。
谈丹崖旧居位于河北路先农大院，建于1925年。入口处位于洛阳道，内为组团式，临河北路一侧为联排式。英商先农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英籍工程师雷德设计。该大院为毗连式住宅楼，采用周边式布局，由甲乙单元组成，每户均设前后院，用于绿化美化，环境优美。该楼为三层砖木结构，大筒瓦顶，带老虎窗。临街的外檐墙插入花饰，形成艺术的形体对比，凸出的立面为建筑造型产生阴影交错的效果。一楼为客厅、饭厅和厨房；二楼为卧室、卫生间和储藏室。院内绿化，遍植花草。因大院多为先农公司高级职员居住，所以取名为先农大院。谈丹崖的亲戚曾在此居住，谈丹崖居津期间偶来此小住。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天津的小洋楼里曾住过很多银行家，他们都是那时中国金融界的风云人物，书写了天津近代一段风云起伏的金融发展史。在众多金融名家中，谈丹崖因去世较早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但当我们走进他所居住过的小楼，翻看他的后辈为其撰写的生平经历时才了解，这位当初一手建起大陆银行的董事长，曾在那时的中国留下了很多闪光的印记。现居天津的谈煦先生是谈丹崖的孙辈。尽管没有见过这位祖父，但因为父亲从小跟随谈丹崖长大，所以谈煦对祖父的生平非常了解。近几年，谈煦到各地寻访谈丹崖的从业足迹，并撰写了很多关于谈丹崖的生平经历。此次探访谈丹崖的旧宅，谈煦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谈丹崖的资料，在他的记述中，一代金融大家的生命亮点被完整地呈现出来。
谈丹崖幼年的读书经历颇为特别，因为他所上的是自家的私塾。谈丹崖的祖父谈寿龄，曾任四川夔州府知府等职。谈寿龄身为知府，亲身体会过政体的腐朽、官场的黑暗，于是，他屡次嘱咐谈氏子孙“不入仕途”。当时，清政府日趋腐败，封建体制濒临崩溃边缘，而邻国日本却因“明治维新”，国力蒸蒸日上。谈寿龄深感国家兴盛需仰赖人才培养，于是晚年由四川退休返回江苏淮安后，毅然捐资创设了谈氏家塾。年幼的谈丹崖在自家私塾里读书非常勤奋，深得祖父钟爱。谈丹崖的父亲后来也从政界返回乡里，他无心复出，却有心和父亲一起创办学堂，培养后人，他当时还想到，要培养人才，就要先沟通中外，学习外文。而当时首选的便是日文。此时，已成长为青年的谈丹崖很想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中兴，走实业救国之道，并将此想法禀告了父亲，父子二人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按照父亲的指示，谈丹崖与哥哥谈觐孙联合浙江上虞的著名汉学家、考古学家罗振玉在淮安城内谈氏家塾的基础上创办了“谈氏东文学堂”，并专程到上海聘请了日籍教员。这个学堂以培养留学日本预备生为教学目标。在所设的课程中，汉文教学由罗振玉、王国维担任；而日文、数理及体育均由日籍教师任教；学生为谈氏子孙和外姓青年。这所学校培养出了谈丹崖和周作民、陈福颐、路孝忱、林有任等人才，其中谈丹崖、周作民在日后都成为在中国影响较大的著名银行家。“谈氏东文学堂”也成为我国第一所留学预备学堂。
1900年北方兴起义和团，学堂中的外国教员害怕义和团，不敢再教下去，于是，“谈氏东文学堂”就停办了，随后，谈丹崖考取了官立江南高等学堂。毕业后，他考取了官费留学生，选送去日本留学。谈丹崖在日本留学期间学的是银行经济专科，准备回国从事金融工作。1908年8月，谈丹崖参加了前清归国留学生学部考试，以优等成绩被授予清政府商科举人，1911年春补应廷试，被授予度支部（晚清时，将户部改称度支部，主管财政）主事职衔。仕途一片光明的谈丹崖此时想起了祖上的遗训：“不入仕途”。于是他不愿再做官了，并坚请调离。正巧清政府大清银行刚刚成立，试图改革，延揽人才，因此谈丹崖被派往大清银行任稽核。几年后，谈丹崖奉命筹备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成立后，他被任命为计算局局长。谈丹崖当即着手建立银行的会计规程。他看到旧式账簿已经过时，于是便引入了国外流行的新式簿记，并设立新式簿记传习所，培训当时非常缺乏的会计人才，大力将新式簿记推广到全国各地，为各地银行所采用。这样，谈丹崖成为将银行旧式账簿变革为新式簿记的中国第一人，这项革新在我国银行界沿用不衰。
在中国银行工作出色的谈丹崖后来被任命为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经理，这期间，他曾做过一件中国金融史上非常著名的事——平息了一场席卷长江中下游区域的“金融风暴”。1915年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以后，野心膨胀，终于在1915年12月11日称帝。当时中国银行受控于政府，交通银行更完全控制在袁世凯心腹、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的手中。梁负责为袁世凯筹集帝制经费，遂滥发交通银行钞票，为袁世凯称帝的花费做巨额垫款。单为所谓“大典筹备”垫支的费用即达2000万元之巨。中、交两行资金周转呈现捉襟见肘的窘况。中国、交通两行的天津、北京分行在1916年4月末就出现了储户拥挤兑现存款的现象。5月12日北京政府的停兑令开始实施，当天，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出现挤兑风潮，人们手持中、交两行的钞票涌向各分支机构，寻求兑现银元和提取存款。对此，谈丹崖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而是先与江苏都督冯国璋商量，主张在江苏全省有限制地兑现印有“江苏”字样的中国银行钞票，以减少民众损失，维护中行信誉，保持市面稳定。冯国璋对袁世凯称帝、独断专行早有不满，同时也不愿看到在自己的地盘上出现金融混乱的局面，因此对谈的主张深表赞同，愿以江苏省库的力量全力支持兑现。在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后，谈丹崖决定自5月17日起，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及其所属苏州、无锡、常州等江苏省各地支行一律实行有限制的兑现，钞票照常流通，每位储户每周最多可支取银元300枚；几天之后，江苏省各地的挤兑风潮即告平息。在江苏、上海等省市的影响下，安徽、江西、浙江、湖北等省也相继决定照常兑现钞票，存款自由提取。一场席卷中国的金融风潮就这样在长江中下游区域渐趋平息。
自江南“金融风暴”后，谈丹崖感到中国银行名为金融机构，实为官场。国家银行性质的中国银行，其人事安排与政治背景关联甚深，难以施展他的金融救国、商业救国的抱负。于是他决心创办商业银行，以实现自己早有的夙愿。经过一番努力，1919年，谈丹崖在天津成立大陆银行。他在创建大陆银行后审时度势，确定大陆银行办行宗旨是：“办好金融业，发展工商业，以金融资本为桥梁，过渡到产业资本。”在存款储蓄业务上，推行他所设计的一种特种存款。即：只要一次存入171.51元，15年到期以后获得本息1000元。当时很受广大市民欢迎，纷纷参加“特种存款”。因为，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此项储蓄对于养老、丧葬、子女教育、婚嫁等皆适用，颇能吸引储户。这项储蓄开办当年，仅天津一地就有储户一千一百多户。谈丹崖在大陆银行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达13年。这期间，大陆银行与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组成“北四行”，创设准备库，共同发行中南银行钞票。在华北、东北、华东等地共创设大陆银行分支行16处，办事处32处。其金融事业亦达到顶峰。1933年初，53岁的谈丹崖突患脑溢血辞世，金融界突失奇才。因谈丹崖生前至交甚多，他去世时，竟有六百多人为他题词致哀，其中著名的是冯友兰题写的一副挽联：“一膜未竟平生志，百代长留济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