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家琦（1895-1961）字经韬，直隶临榆人。日本东京警官学校毕业，曾任沈阳商埠警察分局局长。1930年任天津市警察局督察员，转年任金家窑派出五所所长，1932年任警察教练所所长。1933年任天津市公安局一分局局长。1937年天津沦陷后，任伪天津警察局局长。1952年阎家琦在青岛被捕解津。开国少将解方（1908-1984）是其女婿。解方原名解如川，又名解沛然，吉林东丰人，与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同窗。经张学良保荐，留日学习军事。1930年任天津市保安总队队长，参与平息日军阴谋策动的便衣队暴乱。后任张学良副官。1936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一度居此宅，并获阎家琦掩护。1950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1979年任解放军后勤学院副院长。
阎家琦旧居位于胜利路401号，胜利路沿街东侧，原门牌为北安道17号，在原天津意租界内。欧洲古典风格建筑。两层带地下室，2007年修复。 
1935年11月13日，天津南马路佛教居士林佛堂里传来几声枪响，惊了在此听诵经的诸多居士。更令人震惊的是，死者是两年前参与捐修居士林、任居士林理事长的江浙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而开枪者，竟是一名身穿大衣的少妇…… 一时间，佛堂惊叫一片，混乱不堪。开枪的少妇却从容不迫地垂下持枪的手，向众人高喊道：“大家不要害怕，我是替父报仇，只杀仇人，不伤旁人！”边喊边从大衣口袋中掏出几十张传单，向人群中散去。她的喊话没能阻止魂飞魄散的居士们，现场仍然一片混乱。其间有人报警，警察赶到现场时，只见那少妇如释重负般地舒了口气，交出手枪，投案自首。这时，天津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局长阎家琦闻讯，迅速率领两名警员和警长赶到刺杀现场。后来记述这段历史的各种传记中，对当时佛堂内的情形均有描写，《民国政坛内幕》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空空荡荡的佛堂内，依然烟雾缭绕，昏暗的烛光映着那具僵直的躯体使人毛骨悚然。孙传芳的尸身，头北脚南，外罩青袍，内穿蓝绸棉袍、灰青棉裤袄、蓝条绒衬裤褂，系白布腰带，脚上穿的是白洋袜青缎鞋。验明孙传芳饮弹三处：一处由后脑勺穿入，子弹卧于右眉角；一处由右额下穿入，从左太阳穴透出；一处由左后背穿入，从胸前透出。”阎家琦接过警长递来的传单。传单是油印的，纸张已被雨水浸湿，但字迹仍清晰可辨。一份是《告国人书》，洋洋洒洒千余字，写得铿锵有力，慷慨激昂，大致讲开枪女名为施剑翘，是军人施从滨之女，在十年前的军阀相争中，施从滨被孙传芳所杀，并暴尸示众，其行径令人发指，施剑翘立志报仇，十年不晚。另一份则是说明，印有：“各位先生注意：一、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仇女施剑翘谨启。”读完这些文字，阎家琦对此桩命案缘由已基本清楚，但老谋深算的他仍暗自思忖：天下难道真有这等潜心立志的女子？仅仅是为报私仇，还是有其他政治背景？说是个人行动，策划得何能如此周密？说是集团操纵，又何必自首声张？越想越生疑，阎家琦匆忙乘车赶回局里，提审犯人。这桩血案立即震动津门。《新天津报》在全城媒体中抢先发出“号外”：“孙传芳被刺死，施小姐报父仇。”随后各报记者蜂拥而至，争相采访。外地大小报纸也连篇累牍地转载有关消息。也许是被杀者名声过大，也许是想尽快摆脱媒体的咄咄逼人，反正，阎家琦很快结案，移交给当时的天津市地方法院审理。
1938年12月27日傍晚，法租界丰泽园饭庄门前，王竹林刚刚吃完饭，被众人簇拥着送出饭庄，突然出现三名男青年开枪，王竹林应声倒地……半年后，伪警察局代理局长阎家琦接受《益世报》记者采访时称，刺杀王竹林之3名凶犯均被处决，他们均系本市素无正业之纨绔少年。然而，真相并非如此。王竹林何许人也？在当时的天津卫，他可比阎家琦的名气大多了。在天津沦陷之前，王竹林就任天津商会会长。1937年7月，天津沦陷，他为了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就参加高凌霨组织的伪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充任委员，兼任伪天津物资对策委员会委员长，干起卖国投敌的勾当。他的“名气”着实因当汉奸而响，当时的天津百姓，无不痛恨。刺杀王竹林的，实际上是活跃在天津的一个以“抗日杀奸、复仇雪耻”为宗旨的组织——抗日锄奸团。案发10天后，警察仍一无所获，伪警察局长及伪侦缉队长均向伪天津特别市公署市长潘毓桂递交了辞呈。1939年1月14日，潘毓桂批准了他们的辞呈，说“天津市商会会长王竹林被杀一案，警察局事先疏于防范，事后未能及时报案，准予该局局长周思靖引咎辞职，暂派督察长阎家琦代理其职；侦缉队长徐树铭撤职留任；特务科长蓝振德解职他调”。阎家琦坐上“局长”宝座后，不得不尽快了结此案，以给上面交代。1939年1月29日，伪警察局接眼线密报：法租界庆源里10号，住有一名叫武汉卿的人，此人曾充任张学良的骑兵司令，“九·一八”事变后组织蓝衣社，自王竹林被击毙那天起，此人即密迁英租界内，具体住址不详。阎家琦急令5名特务潜伏暗查，并告知不论此人是否参与这起事件，一经确认立即拘捕，但一个月也没查到此人踪影。4月28日，日本宪兵队突然闯入英、法租界内进行搜查，在英租界求志里、法租界天增里带走了3名青年，声称这3个人就是刺杀王竹林的人。后来将他们拘禁在天津日本宪兵队总部。两周后，惨无人道的日军将这3名无辜青年秘密处决了。5月21日，伪警察局对外称，刺杀王竹林的3名“凶手”已经正法，轰动全国的“刺杀王竹林案”就此了结。都说“时势造英雄”。武则天时期有个“神探狄仁杰”，那是赶上了改朝换代女人当家的大变革；大宋朝成就“包青天”，那是因为官场腐败民怨甚多。按照这么个推理法，民国堪称多事之秋，各种势力犬牙交错，是个“奇案冤案时常有，黑道白道都敢走”的年代，民间倒是出了不少真真假假的私家侦探，可正经的警察却没留下一个大名。那时的警察都干嘛了呢？今天介绍的小洋楼主人就是当年任“伪天津警察局代理局长”的阎家琦，这名字听着“耳生”，可他在天津警察局任职期间，发生了不少“大案要案”，今天咱们讲两桩。一桩因牵涉重大，阎家琦尽快递交，后来成为“民国奇案”；另一桩是冤案，却让他拥有了“代理局长”一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