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谔（1890-1973）字直卿，直隶丰润人，毕业于遵化学堂，后赴日本，辛亥革命爆发，回国到北方参加革命。担任过山东盐运使兼接收青岛委员会委员、山西河东盐运使、北京电报局局长兼直鲁电政监督等职，1934年、1945年两次出任天津市长。
张廷谔旧居位于民主道35号
故居特点：建于民国年间，属意租界，总面积540平方米。该楼为二层楼房，砖木结构，带半层地下室，前后坡顶，设老虎窗，门厅朝南，上筑阳台，表层与墙隅均仿砌基石筑法。一楼为会客厅，二楼为居室、卫生间等，为意式风格，保存良好。
房屋内部
张廷谔于1934年和1945年两次任天津市长时居住于此，旧居始建于民国年间，位于河北区民主道35号，属意租界，总面积540平方米。该楼为二层楼房，砖木结构，带半地下室，前后坡顶，设老虎窗，门厅朝南，上筑阳台，表层与墙隅均仿砌基石筑法。一楼为会客厅，二楼为居室、卫生间等，为意式风格，保存良好。目前已经挂牌保护。民国时期的天津，最高行政长官走马灯般频繁更迭，只有张廷谔在市长任上梅开二度。前后时隔10年，物是人非，百感交集，这位一生波澜起伏的市长在海河两岸空留下许多未竟的抱负。
张廷谔重视教育，当时，天津中小学多年来因冬季寒冷而提前放假，他专门批示为全市300余所公私立中小学2000余间教室每间调拨半吨煤炭以延长学季。接着，张廷谔设立天津市防汛委员会，亲任主任委员，开挖墙子河内污泥，增设闸门，加固后的南围堤高至6尺，比1939年大水最高水位仍高出4寸，虽然当年北运河水猛涨，但未成水患。
在天津的政治舞台上，张廷谔尽情施展着他的抱负。浸淫官场多年，他深知吏治之腐，专在市政府设置告密箱，受理市民举报，依例调查惩处。为刹住请客送礼之风，他在报刊登载声明：“无论寅僚友好，一概谢绝拜节”，并要求本府及所属各局处人员，不得参加任何应酬。
一系列单打独斗的举措并未止住国民党政权的倾覆颓势。官员贪腐丑闻接二连三地曝光，导致民怨沸腾，戏称“接收”为“劫收”，张廷谔疲于应付，心力交瘁，几度病倒。1946年8月17日，国民政府监察院派来“接收清查团”，张廷谔在中国大戏院举行的欢迎晚会上因脑血管痉挛晕倒在地，后提出辞职。
下野后，张廷谔被委为国民政府顾问，闲居北平颐和园写秋轩。1948年10月，张廷谔从北平赴台，1973年7月在台北故去。
张廷谔在津的另一处居所位于河西区宁波道2号。这里曾是沦陷时伪天津市长温世珍旧居，日本投降后成为张廷谔一处居所。1948年，张廷谔用救济款在此开办宏恩幼稚园，由其二姨太担任园长。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廷谔一腔热血，急于砸烂旧世界。他先潜入天津谋炸清朝大员，未果后辗转滦州寻找清第20镇统制张绍曾。当时，张奉调由沈阳入关，屯兵滦州，提出宪制改革十二条，准备攻打北京。1911年11月12日，张廷谔随张绍曾部第79标第一营督队官施从云、第二营管带王进铭在滦州起义，声震京师，未料遭第三营管带张建功暗算，施、王阵亡，张廷谔被指为乱党，全国通缉，他只得连夜逃离滦州败走东北，因未获革命党踪迹转道烟台，受革命军委派任山东黄县县长。辛亥革命成功后，张廷谔弃官求学，赴天津高等工业学堂主修机械。
张廷谔涉足政治活动始于1920年直皖战争。因滦州起义缘故，张廷谔与张绍曾交谊深厚。当时黄郛亦居天津，三人政见相同，结为金兰之交，一致主张联络南北各方实力人物，召开国是会议，停止内战，和平谈判。张廷谔负责联络河南吴佩孚、山东田中玉、东北张学良等各路诸侯。1921年9月2日，张绍曾正式通电全国，建议在庐山召开国是会议，和平解决南北纷争，但1922年4月爆发的直奉战争使这一希望彻底破灭，唯一的收获是张廷谔和各地实力派建起密切联系。
据旅居美国的张廷谔之孙张膺回忆，张廷谔弃政从商后获利颇丰。1933年，黄郛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时，因调换北平警察局长与奉系军阀冲突，黄愤而南返。因与黄郛有金兰之契，奉系推举张廷谔出面说项。于是，张廷谔南下面见蒋介石说服黄郛重回北平。1934年11月，黄郛报请蒋介石和张学良推荐张廷谔为天津市长。11月9日，天津改为特别市，张廷谔任天津市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觊觎平津。张廷谔对日本人素无好感，土肥原曾半威半诱地对他说：“张市长，你听日本的，华北是你的。”张回答：“你能忘记我们是不同国籍吗？中国决不会亡在你们日本人手里！”
1935年5月11日，日军以天津日租界日本陆军特务机关资助的《国权报》社长胡恩溥、《振报》主笔白逾恒被杀事件为借口，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抗议，指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天津市长张廷谔为幕后主使。天津日本驻屯军队全副武装在天津市政府周围游行并举行巷战演习。5月29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面见何应钦，要求罢免于学忠、张廷谔并宣称张廷谔继任者须为亲日分子。何应钦在电话里无奈地说：“张市长，酒井隆要你辞职。”张廷谔不卑不亢：“我所为无错，决不辞职。日本驻屯军参谋长要我辞职，我到底是日本官员还是中国官员？” 6月，何应钦和日本梅津美治郎签署《何梅协定》，其中“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被作为第一条第一款赫然开列，中央政府只得以张廷谔“南下另有任用”为由自下台阶。
尽管任期短暂，但张廷谔在市政建设及整顿治安方面仍有不少圈点之作，其中大力打击毒品、实施强制教育等广受好评，曾被著名报人张季鸾誉为“政绩空前”。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举行朝会后对张廷谔说：“最高委员会决定请你任北平市长。”不久，日本投降，政学系元老吴鼎昌、张群等向蒋介石建议，鉴于当时天津有接收日本物资、遣返在华北30余万日侨、美军在塘沽登陆等重要工作，而张廷谔对天津情况最为了解，况且当年张廷谔被日本人逼迫去职，如今重新主政天津意义深远。蒋介石欣然采纳，改任张廷谔为天津市长。
这是意蕴颇深的一幕：被日本侵略者赶走10年后，张廷谔复任天津市长，接受日本在天津的投降。张廷谔在电台讲话中说：“在日寇统治之下，天津200万同胞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我们抗战八年，胜利终于到来，敌寇降服，我们的民族恢复了独立自由，我们天津200万同胞亦得脱离了奴隶生活……八年来，多少同胞被杀害，多少同胞死于非命……这一次的抗战，日本人的炮声把我们震醒了，我们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奋战，发扬了我们民族的精神。”
接收工作千头万绪，张廷谔首先锁定遣返在津及华北30余万日侨重任。他力排集中遣返众议，认为集中遣返耗资巨大且易滋事，下令就地安置，由警察监视居住，船到分批回国，不仅节省大笔费用，而且遣返有序，为其他省市树立了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