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髯公，字仲儒，直隶(今河北)武清(今属天津市)人。回族。曾充当清新军士兵，法国驻华使馆文书，和天津法租界工部局侦探长。1924年与段松坡、薛月楼合作，创办《新天津报》，以平民化”、敢说话为标榜。为了迎合读者的趣味，试行“评书上报”，以整版篇幅连载《三侠剑》等长篇评书小说，扩大报纸销路，行销远及东北、西北各地。
刘髯公故居特点：砖木结构二层楼房，带地下室。外出檐柱走廊，塔楼相连，造型美观、气势恢宏，总面积2330平方米，是海河北岸著名风貌建筑之一。该建筑为近代天津知名报馆《新天津报》旧址，坐落在河北区建国道66号。
建于民国时期，整座故居为砖木结构二层楼房，意式建筑风格。二层楼房共有24个房间。地下室和楼房结构一样，共有12个房间。还有一处后楼外出檐柱走廊，塔楼相连，华丽、气派。刘髯公故居曾经过了几次改造，但主体建筑的外貌基本没有遭到破坏，很多旧有材料被保存下来，至今还有些窗框和栏杆是当年的原件。
当年，建国道上的老报馆不只《新天津报》一家，除此之外，还有刘霁岚的《评报》，而另一家是与前者并为“津门报界三刘”的刘孟扬的《午报》。为何三家报馆要同时开在建国道上，其缘由已不可考，但是，正是因为如此，令原本并不起眼的建国道一时显赫了起来。或许也鲜有人知道，津门报界的“三刘”中，刘髯公与刘霁岚其实是一家人。
刘霁岚的女儿刘泳，至今都记得在建国道上的那段岁月，“我父亲刘霁岚和大伯刘髯公是叔伯弟兄，我的爷爷和刘髯公的父亲是亲哥俩，父亲和大伯两个人的关系非常要好。当时，我们住在马路的这一侧，大伯家就住在我们家对面，那时候大伯似乎特别的忙，不是逢年过节都很少能见到面，大伯家的孩子就很喜欢来我们家玩……”
据刘泳回忆，当时刘髯公的住所与刘霁岚的住所在马路两侧，“大伯家的宅子跟我家的结构差不太多，都是两层的小楼，但是大伯家的房间要多很多，而且院子也要大一些……”
当时，刘髯公与刘霁岚都已经开了报馆，刘髯公的报叫做《新天津报》，刘霁岚的报叫做《评报》，两家报纸就这样对门而立，不同的是，刘髯公的报馆主要设在后楼，而刘霁岚的报馆是设在房子的一层。
“那时我家进进出出的大概都是些记者、编辑吧，那时候我还小，不知道他们具体在做什么，父亲也不让孩子们进去一楼，但是对那些整天轰轰转动的大机器我都印象很深。”刘泳老人回忆道。
如今的建国道上，老宅子早已不多，刘髯公的故居仍被保存完好。几年前，刘泳老人还曾经和家人一起回到过这里，在刘家老宅前驻足凝望，却再也听不到过去的印刷机的喧嚣，再也望不到在老宅中进进出出为新闻而奔忙的报人们。老宅几经变迁，最后为天津市木材公司所使用，而就是这几年，木材公司也已经搬走，里面鲜有人走动，只剩下孤零零的房屋似在诉说着一段过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有几份报纸家喻户晓。其中，刘髯公创办的《新天津报》可以说是当时最畅销的报纸，因其标榜为平民办报，为老百姓说话，以其“平民化”和“敢说话”的风格在百姓中广受欢迎。
创办《新天津报》之时，刘髯公刚刚而立之年，年轻而充满抱负。曾经投身军旅，曾在法租界工作的经历，都为其后的报纸发展带来了影响。刘髯公重视百姓的观点，立志要办一份“平民化的报纸”。他在报纸上大量刊登老百姓所关心的某些社会弊端的评论文章和劳苦大众喜闻乐见的趣闻轶事，当时全国舆论以拥护冯玉祥为主，而《新天津报》则贬冯，而褒扬吴佩孚，使得报纸旺销。刘髯公还曾以髯公作为笔名，撰写社论，痛骂贪官污吏和无德的军阀，即使是对掌权的大人物，髯公也不会笔下留情，他的文章在百姓中常常能引起共鸣。
当时，评书在天津盛行，而刘髯公为了丰富报纸的内容，增加读者，于是决定将这种民间口头文学引入报纸的连载。于是，刘髯公专门派记者到说书场做记录，就这样，剑侠评书《三侠剑》与《雍正剑侠图》便以武侠小说的形式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见诸报端。而评书的连载，也为《新天津报》积累了不少固定的读者，使其一跃成为天津的名牌报纸之一。
作为一名报人，刘髯公可谓体现出了坚定的社会责任感，不辱时代所赋予的使命。“九一八事变”，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此时，《新天津报》仍然保持其“为百姓说话”的本色，在此时以抗日救国为己任，大量刊发对抗日将领的褒扬文章，在群众中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在百姓中深得民心。
1937年，天津沦陷。“我还记得那时候日本人拆了建国道上的围墙，一直从东站拆到了金汤桥，家门口有很多背着枪的日本人，他们命令我们出门要向他们鞠躬，当时大家都很气愤！”刘泳回忆说。那时的天津，已经陷入了日本人的掌控，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天津报》发出号外，向天津父老告别，宣布停刊，不为日本所利用。日本侵略者大为恼火，他们对刘髯公采取利诱和威胁的手段，让《新天津报》复刊但均未得逞，于是便将刘髯公逮捕并毒打。此时的刘髯公丝毫没有屈服，他甚至用京剧悲壮高亢的唱腔，唱出了他的愤怒，对敌人笑骂不休。日本人劝他合作，继续出版《新天津报》，他不予理睬，又是一顿严刑毒打，但日本人得到的并不是刘髯公的屈服，而是微弱的呻吟和谩骂。最后，家人几经奔走将奄奄一息的刘髯公接回家中。刘髯公在回家后的第三天，召集《新天津报》的同仁到其家中，告诫大家，《新天津报》不再出版，要大家另觅生路，要相信中国抗战必然胜利。最终，刘髯公没能承受住日本侵略者的残害，愤然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