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良（1870－1935）回族，名国瑞，字子良，号竹园，祖籍浙江金台，生于北京宛平县。近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医师、评论家、报人。著有《说疫》《治痢捷要》《增补瘟疫》等医学著述，个人集资创办《竹园白话报》，后改称《天津竹园报》，其文章成集《竹园丛话》。
丁子良旧居原名万善里，1919年由李准建房成巷；后转卖给周某，更名泰安里，1982年再度更名为万善里。
自上世纪初开始，旧法租界31号路（今河北路）上的“敬慎医室”就远近闻名。几十年来，丁子良父子二人在这间医室里听诊问病，不知医好了多少病人。更难能可贵的是，名医丁子良悬壶济世的同时，心系民族危亡，他笔耕不辍撰写社会时事评论，甚至于自筹资金办报“以醒国民”。
如今，当年的“敬慎医室”早已变换了模样。去年，丁子良那洋洋百万余言的《竹园丛话》被重新再版，当年的24册重新编辑成了6册。然而对于丁家后人来讲，这部曾经在家中书架上信手拈来的书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一段文化历史，还有道不尽的丁家往事。
丁尔诚是丁子良的曾孙，他小时候居住在河北路的丁家旧居，他的祖父是名中医丁叔度，丁子良的儿子。“敬慎医室”开在一楼，家人们居住在楼上，那所房子不是丁家的房产，丁子良一家始终都是租客。丁尔诚认为，“并不是买不起，而是我曾祖觉得，应该把钱用在治病救人的事儿上，否则愧对医生的职业。不仅曾祖这样，祖父也是这样，我小时候常常看见祖父给病人看病之后，让病人去大仁堂药店抓药，说：‘记我账上。’那是祖父替没钱的病人买药了。”
丁尔诚没有见过自己的曾祖，关于家里的这些事，主要都是从祖父和叔父那里断断续续听来的。在丁尔诚的记忆里，曾祖去世后由祖父接替了“敬慎医室”的主要工作。祖父也是著名的中医，那时候陆观虎、陆观豹等人常到家中与祖父一起探讨中医学，他们还在赤峰道丰馀里一同成立了中医联合诊所。后来，祖父到第二中心医院去工作，“敬慎医室”则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丁子良兄弟4人，他是家中长子，从小在私塾读书，国学造诣深厚。他对于中医的研究和喜爱，与他叔叔的影响分不开。
据《京城国医谱》记载，丁子良的三叔丁德恩是北京较早的著名外科医师，崇尚医道，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受古人“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影响，丁子良对中医学也特别痴迷。在叔叔的耳濡目染下，丁子良21 岁就开始独立应诊，在京津小有名气。
资料记载，1895年丁子良携家人来天津谋生，最初并没有开设医馆，而是经人介绍到正兴德茶庄当了一名司账。后来，丁子良有了一点儿积蓄，就自己开了一间小中药铺，炮制丸、散、膏、丹，兼为百姓看病，对贫苦患者不收或减收诊费。丁尔诚告诉记者，根据家人记述，曾祖这个时候居住在西北角一带，“敬慎医室”的匾额也是从那个时候挂起来的。
《竹园丛话》上记载着，最初的敬慎医室位于天津西北城角文昌宫西大马路南，主要以内科、妇科、小儿科为主。门诊脉金分为几种情况：“一般情况是大银元一元，无力者六角五角均可，再无力者，仍可酌减，量力而为，悉听尊便。凡素通往来之亲友，及附近街邻，皆不拘上例。”丁子良觉得，“贫者无衣无食，有病唯听天由命，无钱讲卫生”，所以他将诊金一减再减，直至免费。
丁子良以其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深得人们赞誉。二十世纪初，丁子良在天津的名望渐起，民国元年天津考取中医时，丁子良被邀请担任主考官，足见他在中医界的威望。
丁子良认为，医生不仅要为民众治疗疾病，还要特别关注民众的健康问题。他提倡向民众宣传卫生常识，普及医药知识。他自己在医治患者之余，积极著文立说，发表白话演说，把卫生常识传播于社会大众当中。丁子良提倡：“各医师应该编写卫生白话，或者医学中浅近之论说，或抄录先贤有益实用之格言论说，登报发表，使民众耳濡目染，受益于无形之中。这样将会使社会风气大开，妇孺皆知卫生道理，没有病的时候可以使预防，有病后也不至于因无知而耽误病情。”
丁子良提倡大力普及卫生学知识教育。他建议在“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设置卫生学。其课本不可全部抄袭西方学说，应该参考“中西成法”，根据本国的风俗人情，循序渐进，因势利导。在讲解中，一边讲解公共卫生学；一边要讲解地方性卫生学知识。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因地施教，选择地方知识精英对本地的民众进行讲解。
宣统年间爆发鼠疫，丁子良在《防疫之一助》中专门刊登常见简单的偏方，如刮痧、放血，要求人们讲究卫生、免疫消毒。他又撰写《说疫》一文，从当时流行的瘟疫的病源、细菌、防疫、治疗、处方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与研究，当时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他指出：“防疫，善政也，办理不得法，扰民而已，于防何有？治疫者，仍不废防也，治之得法，死中求生也，亦医学进步之当然也。”
他一边发表演说，一边进行医术研究。经其多年精研，配制出了“丁制坤顺丹”、“舒肝平安丸”、“滋液润肠丸”、“九转地黄丸”、“消核膏”、“古玉生香露”、“红色蜜药”等数十种中成药。针对夏季暑热，他还在报刊上刊登了银翘散方，辛凉平剂和桑菊饮方，辛凉轻剂等偏方。
丁子良秉承家学，对中医有着特别的情愫。1905年，丁子良倡导成立的天津医药研究会。第二年，研究会的活动逐渐丰富起来，研究会也变得更加组织化，成了一个集思广益的社会公益组织。该会发布了《创议中医研究会章程》《医药研究会现行集会章程》《天津医药研究会现行章程》以及《医药研究会现行诊病章程》等研究会规章制度。这年冬天，在天津城北门附近设立了研究会总部。随着研究会规模的发展壮大，参加研究会活动的中医和药商也逐渐增多，会员总数达到近百人。丁子良一边组织研讨交流活动，一边开展疑难病症会诊，总结经验，拟定医学论文，收集古今中外医学典籍。据1908年统计，他任职会董的一年多时间里，该会所藏各类医学典籍就达200部。
“医药研究会”对天津中医药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丁子良在精研中医理论的基础上，并不排斥西医，他大量阅读西医书籍，主张中西会通。他自定诊病六要：先存仁心；勤于学习；志节高尚；静以诊脉；存细处方，勿倾轧人。
目睹清廷的腐败无能，丁子良常常感到一腔爱国情感无处抒发。他认为医治病人的身体只能拯救个人，而拯救民族，必须从精神层面去“医治”。1897年前后，他撰写的时评开始散见于天津《直报》《中外实报》；1902年之后，则多见于天津《大公报》《商报》等。
老报人刘孟扬在《竹园丛话》第一集序中写道：“丁子良先生同我的文字因缘，关系最深。我在天津《大公报》主笔的时候，我自己差不多每天要作一篇文言论说，一篇白话演说，非常之累。幸得子良先生常寄演说稿，可以替我分劳，我心里极为感激。后来我办《商报》的时候，子良先生又常给《商报》寄稿。我办《民兴报》的时候，子良先生又常给《民兴报》寄稿。我前后办报10年的工夫，子良先生同我的关系，总没断绝。”
1907年丁子良自筹资金创办了《竹园白话报》，他那些充满为民请命和爱国爱民族情感的时评、论说，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1907年9月，清廷颁布了禁烟“上谕”，他立即响应，除撰写了大量宣传鸦片毒害，以及揭露帝国主义向我国运卖鸦片罪行的文章外，还积极开展社会活动。1910年11月，他与刘孟扬、张伯苓等社会知名人士，共同倡导建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恢复禁烟主权会”（后更名为“中国国民禁烟会顺直分会”）。1911年4月，他又邀请刘孟扬等人成立了“国民求废烟约会”，任会长兼“求废烟约”代表，赴京请愿，为彻底废除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平等的《中英天津条约》而奔走。
1924年，丁子良将《竹园白话报》中部分文章成集《竹园丛话》，共24册，收录其作品626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教育、卫生、历史、民族、宗教、天文、地理、水利、交通、体育、伦理道德、社会风俗等各个领域。丁子良为人们了解清末及民国时期中国的历史和近代回族史留下了重要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