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1896年—1965年)字努生，又名国琅，笔名生辉、野度，江西安福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1913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1年赴美留学，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并参与创办《新月》杂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罗隆基主张抗日。1932年1月，接受刘豁轩邀请，北上天津，担任《益世报》社论主笔，同时兼任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1949年9月，罗隆基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后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罗氏旧居位于贵州路津中里，津中里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贵州路上的一条里巷，早已不存。津中里原址上现为一片砖混结构居民楼，小区仍沿袭使用旧名“津中里”。作为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罗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而天津则是他传奇一生中颇为重要的一个城市。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罗应聘天津《益世报》做主笔，同时在南开大学担任教授，其间他一直居住在旧英租界津中里。关于“津中里”的旧居，研究者及罗本人都曾经在回忆文章中提起，但从未细致描述，只知道在贵州路的津中里，曾经有一个罗“在天津的家”。
津中里原址上现为一片砖混结构居民楼，小区仍沿袭使用旧名“津中里”
罗隆基,沈钧儒等合照
在罗隆基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罗出生这天，罗母床上的蚊帐后面出现了一条大蛇，吐着信子，盘在床后，既不伤人也赶不走。村里老年人观后说：“蛇者，龙也。此时龙仔出现，乃吉祥之兆也，此生来日必有将相之份。”按照江西安福方言，“龙仔”的读音为“龙叽”。罗家人于是就给孩子取了“龙叽”这个乳名。
1913年，罗隆基以江西省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京清华学校。在清华期间，他学习成绩出类拔萃，思想更是相当活跃。他擅长演讲，喜欢发表政见，文笔犀利，很早就显示出他在撰写时评方面的特长。那时候，马列主义书籍被斥为“异端邪说”，在中国的高等学府里是禁止学生看的。罗*基不但要看，还常以“生辉”“野度”等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他甚至不经学校同意，就把李大钊那篇《庶民的胜利》全文抄写张贴在学校走廊，为此而受到学校的警告。罗*基的特立独行，让老师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同学们则给他取了一个“罗疯子”的外号，倒也“形神兼备”。
“五四”运动期间，罗到处演讲作报告，鼓动同学们上街游行，积极支援其他学校的斗争，坚决主张打倒卖国贼，收回山东主权。罗不仅成了清华学校的运动闯将，还被选为“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兼宣传干事长。1921年罗考上公费留学美国，先后在威斯康辛、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来他又赴英留学，成为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的得意门生，并在英国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罗留学归国后，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任教。当时的罗在执教之余，常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他主张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批评当时蒋介石领导国民党的“一党训政”的政策，特别反对个人独裁。“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上海各大学公开演讲，主张武力抗日；新月书店也把他的演讲编印成小册子，宣传抗日。罗的这些言论引起了《益世报》总编辑刘豁轩的注意。在刘豁轩的大力推荐下，天津《益世报》决定聘罗担任社论主笔。
罗晚年曾回忆，“我和刘豁轩素昧平生。经过天津南开大学教务长黄子坚从中通讯联系，我接受了聘约。刘豁轩代表天津《益世报》在聘约里主动提出以下两个条件：（一）在不危及报纸的生命和不反对天主教教义的前提下（《益世报》是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创办的），社论主撰有完全的言论自由；（二）每月薪金五百元。”月薪五百元，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令人瞠目的“高薪”，打破了当时一般报馆的薪酬纪录。当时天津《益世报》经营状况也不是特别好，如此高薪，一方面显示了报社的诚意，另一方面也说明罗的价值。
1932年1月12日罗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了第一篇社论，题目是《一国三公的僵政局》。他抨击国民党内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三个人派系之争，讽刺国民党所吹嘘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指出当时实际上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伪政局。1932年1月26日，在淞沪战事爆发之前两天，罗发表了题为《可以战矣》的社论。从此以后，天津《益世报》的社论对蒋的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发表了一系列的批评言论。一时间《益世报》销路大增。但是罗的社论却遭到了当局的打压，《益世报》总编辑多次受到“警告”，要求报社与罗解聘。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抗争之后，终于在天津沦陷后，面临严重威胁，报社经理生宝堂被日军绑架杀害，罗逃离天津，南下参加抗战工作，天津《益世报》停刊。国民党反动政府不断向报社施加压力，“他们亦直接或间接地向我提出过威迫利诱的交涉。报馆负责人和我本人都没有接受这些警告和干涉。”1933年7月，4个国民党特务到天津暗杀罗隆基。按照“规矩”，特务们到天津先要拜见天津名流潘子欣。潘子欣有“天津杜月笙”之称，特务说明来意后，潘答道：“我不认识罗，先让我考虑一下，再行答复。”
潘子欣其实与罗早就相识，特务走后，他立即来到罗在天津英租界贵州路津中里的住处通知罗，让他立即离开天津。一星期后，潘子欣又到罗家中说：“事情已经解决了。我已告诉特务说罗是我的好朋友，我已劝罗今后写社论应采取较和缓的态度，我亦将电蒋公请对罗多加原谅。我要他们回京去复命。他们已答应了。此事可告一段落。”罗也以为事情就到此结束，没想到三天后，当他正要离家去南开大学上课时，突然接到电话问：“罗教授今天来上课吗？”罗答道：“是的，我来的。”随后，罗越想越觉得电话蹊跷，于是打给南开学校电话总机，是否有学生向他打过电话。总机回答“绝无其事”，罗立刻警觉起来。他当即决定不乘坐自备汽车，改乘报馆的中型汽车去学校上课，并且在途中避开常走的道路，绕行到南开，不料就在他快要到达南开大学校门时，竟遭到四个特务枪击十余枪。幸好他立即平躺在座位前面的空隙中，才躲过一劫。
罗晚年回忆：“当日晚间，津市马路传闻则谓罗已身中十余枪而毙命矣。实则我当日下午改乘有篷人力车安全返家休息了。第二天清晨，京沪友人致我的家属的节哀应变的悼电已纷纷而至。我阅读这些悼电，真是啼笑皆非。”
第二次遇险是在天津沦陷后。1937年8月的一天，《益世报》经理生宝堂电话约罗去报馆商议重要事情。罗乘自备汽车到万国桥（解放桥）头，忽然被一个同学拦住。他告诉罗万国桥上正有日兵驻守，检查行人，这个时候过桥怕是有危险。罗于是立即邀请这位同学到附近的新华银行午餐聊天，等待日兵撤岗后再去。“我到了新华银行后，即用电话通知生宝堂，不意他因候我许久不来，已乘报馆汽车到英租界去了。我用电话四处探询他的行踪，回话都说‘生经理未来。’”
谁知道，这一天的约定竟成永诀。当天下午六时左右，报馆的司机回来了，满面流血，衣服破烂。司机说，生宝堂在万国桥上被日兵绑架去了，关在一个水牢里。并说，日兵详细探问罗的相貌衣饰和自用汽车牌号。这一天，罗躲在意租界的一位友人家中，直到深夜，乔装打扮才回到了英租界家中。第二天清晨，他搭汽轮离开天津，经青岛转到南京。直到八年后，抗战胜利，罗重返天津，才知道生宝堂经理就在那天遇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