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烛尘（1882—1968），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副总经理，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青岛永裕盐业公司董事长，全国工商联、民建中央副主委，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人大常委，食品工业部长，轻工业部长，中国贸易促进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34年，范旭东任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时，李烛尘为副总经理,携手创造了“永(利)久(大)黄(海)”化工企业集团。
安乐邨，原名新武官胡同，位于马场道与睦南道之间。意大利建筑师保罗·鲍乃弟设计。原为天主教会“首善堂”所建，因居住过英国武官而得名。共有3幢楼，呈“品”字形布局。沿马场道一侧为南北向，共8个门，传统上称为“横八所”。胡同内为对称式联排住宅楼，东西向，共20个门。拱形门洞，局部半圆花饰，墙上有兽头点缀。整幢建筑工整流畅，浪漫华丽。胡同很宽敞，大槐树浓荫蔽日，春夏之际，槐香四溢。李烛尘故居位于马场道102号。
意大利连拱双柱古典式，巴洛克建筑风格
安乐邨是由三排联排公寓呈“品”字排放组成的一处生活小区，三幢楼至今已经有70多年历史。在历史的岁月中，安乐邨居住过很多名人，有工商界人士，也有名医，还有部分艺术家。因此，对于安乐邨的采访我们分成了三期，今天先介绍在“横八所”之一居住过的，近代工商界名人，中国化工行业先驱李烛尘先生。李明智是李烛尘先生的孙辈，由于事务繁忙，李明智通过邮件接受了记者采访。李明智回忆，李烛尘住在马场道102号的年代应该是在1951年年初，是1950年从现睦南道56号的房子搬过去的。
1951年12月29日，毛主席到马场道上的李烛尘家做客。这也是毛泽东在天津唯一一次的“入户访问”。毛主席和李烛尘既是湖南同乡，又是老朋友。1945年，毛主席参加重庆谈判之际，曾经在张治中的官邸“桂园”和同是湖南籍的范旭东、李烛尘亲切的谈过话。此次到访，是以老朋友的身份来“做客”。一些文字资料记载，毛主席这天与李烛尘“彻夜长谈”，但李明智告诉记者，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毛主席当年来天津参观华北地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下榻在市委第二招待所（今和平宾馆），那一天到李宅的会面，不过20分钟左右。
这座砖木结构的4层联排式楼房，每户拥有房屋9间。一楼为平窨子，过去大多作为仆人居住的房间，二楼为饭厅和客厅，三、四楼是卧室和书房。如今的“横八所”各尽其用，有普通住户，也有饭店、商铺。安乐邨后面的两幢楼还有一些老住户，一位住了30多年的阿姨感叹到：几十年来，安乐邨住过很多名人，但近几年，搬家的搬家，出国的出国，老住户剩下的不多了，老房子里的故事，人们记住的也不多了。
1948年冬，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顺利展开，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拉开了平津战役的序幕。听着城外传来的隆隆炮声，听着城内汽车的阵阵尖啸，李烛尘如坐针毡。天津是北方最大的商埠，这里有范旭东和他用心血和汗水筑起的事业。不久前，他率领华北工商界赴南京请愿代表团到南京，呼吁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吃了蒋介石的闭门羹。几天前，他还带头联络一些工商业者，通过胡适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其他上层人物发电报，要求他们不要在天津打仗，免得将这一北方重镇毁于战火。电报又如石沉大海。
平津战役迫在眉睫，李烛尘见国民党对他们的要求置若罔闻，就转过来找共产党。亲历者王文化回忆起这段历史时，写道：我和李烛尘谈过几次。一次他提出：为了天津市居民的安全，避免城市和居民遭到炮火的破坏，建议向中共中央反映，最好从北平、天津到塘沽，给傅作义军队让出一条路，放国民党军队从海上跑掉算了。我们认为李烛尘先生的这个意见，主要是担心解放战争会破坏城市的工厂企业，怕损害资本家的根本利益。这事我们当天就通过地下电台向华北城工部请示。刘仁立即回电，要我们转告李，人民解放军的炮弹打得很准，只打敌人的军事阵地，不打工厂企业，请他放心。此时的李烛尘已经年近七旬，他心中揣测：既然共产党表示如果国民党放下武器，就可以不靠武力解放天津，何不去说服国民党当局，让他们放下武器呢？古稀之年的李烛尘这一次走进市政府，不是为了“永久黄”，而是为了整个天津城。他走进了市长杜建时的办公室，直言不讳：“请求杜先生审时度势，放下武器，谋求和平，免得生灵涂炭。” 但杜建时支吾了半晌，也没有一句痛快话。李烛尘起身告辞，直奔陈长捷的警备司令部，但这一次的努力又失败了。
李烛尘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仍然马不停蹄地为和平解放天津而奔波，第三次他推开了警察局的大门。警察局长李汉元被李烛尘一番话打动，但他也有自己的顾虑，他提出在解放军进城前继续维持治安，但要发给每个警察两袋白面。李烛尘将李汉元的情况和问题向天津地下党的有关负责人王文化做了汇报。王文化等人讨论决定，解放军进城之前，由李汉元率领警察维护治安，保护人民财产；可以发给每个警察两袋面粉，但是不许抢。李烛尘将共产党的意见转告给了李汉元。战役期间，李汉元督促警察负起了治安责任；他下令保管好警察局的档案和物资，天津解放后完整地交给了新政府。李明智回忆，劝说国民党天津政府党政、军、警和平解放天津的这段往事不是发生在马场道旧居，而是1948年年底住在辽宁路（现187号）永利碱厂驻津办事处三层楼房的二楼。李烛尘曾在这里遭到国民党特务盯梢，中共地下党及时通知他注意。因为怕家人担心，这些事他平时回家从不谈起。
1934年，范旭东、李烛尘为他们的事业树立了这样的信条：在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在事业上积极发展实业；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在精神上，以服务于社会为最大光荣。李明智认为，范旭东、李烛尘等一代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他们做的是实业，是想靠实业挽救贫穷落后的祖国，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资本家。“他们没有积蓄，只靠工资收入生活，生活俭朴；他们的创业金又都投入到产品开发研究中去，投入到职工福利中去。他们为工人建立医院、学校、宿舍、资助南开大学、燕京大学等，他们是‘滚在钱中不识钱’的一代人。”李烛尘在久大、永利工作一辈子，完全有条件过奢侈的生活，但他一生不喜欢讲排场，也从不随便乱花一分钱。李烛尘教育儿孙要爱惜粮食，关心其学习和生活，但从不让乱花一分钱，买什么都必须说清楚，剩下的钱必须交回。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对李烛尘的居住条件很重视，给他在东城区安排了一处独门独院的宿舍，内有假山亭台，进门是会客室，旁屋为起居室，后面是厨房和餐厅，住房北面是排平房，可作他用。当时他和夫人及读中学的女儿同住，家中除会客室有一套皮沙发外，其他房间摆设极为简朴，整个家庭除了后平房书库中全套的《二十四史》外，没有什么令人看得上眼的东西。家庭生活也非常简朴，以清淡素食为主，都是普通饭菜，只是饭桌上离不开辣椒。他穿着也很简单，春夏秋冬，年复一年都是多年的几套衣服倒来倒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