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斌（1914-1996）原名梁维周，出生于河北省蠡县梁庄。11岁即在就读的县立高小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省立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参加过爱国学潮，并亲历家乡的农民革命斗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地下革命斗争，并担任中共蠡县县委领导职务。1948年随军南下，在湖北襄阳和武汉担任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河北省文联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翻身纪事》等。1996年病逝于天津。
梁斌和夫人散帼英
梁斌旧居位于南海路永健里7号，建于1923年，由实业家胡氏建房成巷，因其原籍为浙江省永康县，名永康里。1982年因重名改为永健里。多为砖木结构的二层（局部为三层）楼房，清水砖墙，坡式台阶。内部装修考究，设备完善，使用方便。
提起梁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红旗谱》。自1958年以来，这部反映农民革命斗争的史诗式作品被一版再版，被翻译成8种文字在国外发行，同时以话剧、电影、电视剧等众多形式被传播着。但是如今的人们只看到了《红旗谱》带给梁斌的声誉，却很少有人知道它也带来了梁斌命运的沉浮。和很多早已易主的小楼不同，南海路的公寓仍属于梁家。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座小楼之内几乎是空空如也，因为梁斌把他所有的手稿、珍贵书籍甚至红木家具都捐给了国家。他离去后，家人仿制了家具，按原样复原了那座小楼的内部摆设，只不过，那个在门前和街坊邻里聊天说笑、在二楼书房里奋笔疾书、在客厅里安静作画的老人，再也回不来了。
1932年，梁斌在省立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就读期间，和同学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后来发展为大规模的列队游行示威。7月6日，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七六惨案”，公然向学生开枪，杀害13人，逮捕40人。梁斌作为共产主义思想犯遭到通缉。8月份，“高蠡暴动”失败，国民党当局又在保定开展了大规模的屠杀。梁斌的很多同学和友人就这样失去了生命。那些牺牲的战友让梁斌的心中时时不能平静。梁斌说，“自此以后，我下定决心，挥动笔杆做刀枪，同敌人战斗！”1953年，梁斌正式开始写《红旗谱》。在此之前，梁斌已经写了《夜之交流》《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等，《红旗谱》中的很多人物已经初具雏形。据梁斌的夫人散帼英回忆，梁斌创作《红旗谱》时，达到了痴狂状态。起初，梁斌利用工作之余从事写作，但总感觉时间不够用。为此，梁斌先后辞去了新武汉日报社长、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支部书记、天津市副市长的职位，专心从事创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完成这部作品。
“他没日没夜地写，半夜有了灵感也会马上爬起来。他一门心思都在创作上，好像已经写‘傻’了，如果我们不把饭菜端到他面前，他甚至都不知道饿。在武汉时天热，也容易变天，他出门时带着雨伞和扇子，回家时肯定已经丢了。有时候我跟他说家里的一些事，他就像没听见一样，但如果有人跟他谈论《红旗谱》，他立刻就眉飞色舞起来。他创作时不喜欢有人打搅。搬到天津南海路的房子后，他的书房在二楼，孩子们都不敢上去。”散帼英回忆说。
在创作之初，《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为一部作品，1954年，初稿全部完成，共计140余万字。同年，利用休假时间，梁斌和散帼英用一个花布包袱带着这些草稿来到了北京，去出版社征求意见。出版社建议把稿子分成三部，回到武汉，梁斌又开始夜以继日地修改稿件。据散帼英说，《红旗谱》修改了11次，“手稿摞起来，比他本人还高”。 1958年，《红旗谱》正式出版，好评如潮。茅盾称其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郭沫若题词“红旗高举乾坤赤，生面别开宇宙新”，并亲自题写了书名。梁斌虽然没时间管孩子，但在生活上对孩子要求很严格。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大了，该自立了，我11岁就已经参加革命了，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然后就打开了话匣子，向孩子们讲述他的革命人生，以此激励孩子们。1958年《红旗谱》出版后，梁斌获得了十余万元的稿费，而当时人们的工资水平，高的也不过几十元。有了这笔“巨款”，梁家依然粗茶淡饭，逢同事亲友有困难，夫妻两人都尽力接济。在天津，常有文学青年拿着自己的作品前来请教，也有业余作者集体请梁斌去讲课，他从不推辞，一讲就是几个小时。梁斌离休后，组织上按规定为他配备车子、房子和秘书。梁斌说：“我平日就是在家写作画画，用不着车。有了秘书，我还得管他。”一概拒绝了。“家里人没沾过他一点光。”散帼英回忆说：“他刚调到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时，我的档案也一起调到了他们单位。当时正赶上我休产假，两个月没上班。产假过后我想让他帮我换份工作，但是他不肯，说我不能白拿他们单位两个月的工资。我说带薪产假是国家规定的，他最终还是没帮我。”
梁斌晚年，在医院住了将近十年，散帼英说这跟他创作《红旗谱》时太耗心力有关。“写稿那阵，他经常因为思维太活跃，要靠镇静药物才能入睡。”晚年时梁斌以画画养身，医院为梁斌准备了一间画室，他完成的作品，总是随手送人。散帼英发现梁斌送人的画总比留在家里的好，忍不住问他，梁斌却说：“送人东西，当然要送最好的。”梁斌对手稿向来视若生命。唐山大地震时，面对满屋的古董字画，他唯独冒着生命危险抢出了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落成时，梁斌把全部的手稿都捐给了文学馆。散帼英曾劝梁斌给家人留个念想，但是梁斌觉得家里没有搞文学的人，怕无人继承埋没了手稿。“后来，他又把收藏的外文版《红旗谱》等珍贵书籍全部都捐了出去，家里都找不到他的书了。”一直支持丈夫的散帼英，说到此，也有些无奈。无奈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想念。
1948年，梁斌随军南下，在那里结识了夫人散帼英。“当时我只有16岁，在区团委工作。他是地委的领导，比我们高两级，听他作报告都没我们的份儿。那年他带队到武汉参加一个千人大会，因为我们区团委工作搞得好，我在大会上发言。我不用讲稿，讲了整整两个小时。事后他一直夸奖我，并且对我更加照顾。”说起那些事，现年78岁的散帼英如同回到了年轻时：“那时候我小，还不懂感情，他对我好，我只当是领导对下级的关心。回去后不久，区委书记给我们做媒。我当时不太愿意，主要是觉得他年纪比我大。但是他每天都派警卫员给我送信，里面充满了文人特有的浪漫情调。”就这样，梁斌用不间断的情书攻势打动了散帼英。散帼英是独生女，而且“散”这个姓氏很少见。为了延续这个姓氏，大女儿和二儿子出生时，都跟母亲姓“散”，开明的梁斌没有反对。婚后很多年，梁斌都把散帼英当孩子看，但是“文革”期间的散帼英，比任何人都有力地支持了梁斌。
“文革”初期，《红旗谱》被打成了“大毒草”，梁斌被造反派关在了保定。散帼英坚持不跟梁斌划清界限，每个周六晚上，她都要挤火车去看梁斌。“等火车的人太多，很多人从火车窗户里往里爬。”但是散帼英从没间断过探望：“老头有骨气，怎么批他都不会怕，但我知道他最怕失去家人的支持。”梁斌书房里的书，在当时都属于“封资修”。看着别人家的藏书被付之一炬，散帼英很担心，怕没了这些书将来没办法向梁斌交代。可是那么多书，既没地方藏，也转移不出去。急中生智，散帼英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发现造反派的封条上都没公章。老头不是被关在保定吗？我胆子大，弄了好多写着‘河北造反总部封’的封条，把二楼整个封起来了。以后再有人来抄家，一看已经被封了，就不再动那些东西了。”就这样，梁斌的手稿和藏书在“文革”期间得以保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