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揖唐（1877-1948）字慎吾，初名志洋，再名什公，后又改名为赓，字一堂，号揖唐，别号逸塘。曾赴日本留学，做过袁世凯的秘书、洪宪男爵，为北洋上将、安福系主将。“卢沟桥事变”后叛国投敌。1948年以汉奸罪被枪决，被称为“华北第一奸”。
王揖唐旧居位于沈阳道66号，砖混结构的三层公馆式楼房，建筑面积949平方米。正立面为三段式布局，两侧建对称多边形塔楼，入口为高石阶柱式方形洞门，上部做卷窗，四周有瓶柱等装修，装修高级，设备完善。沈阳道66号，一栋三层小楼，虽经风云变幻，但两侧的多边形塔楼依然如哨兵般挺立，只是，它们所“守卫”的并不是一份辉煌与成就，而是一段沉痛的历史和一个沉沦于历史中的令人憎恶的灵魂。在这一条街道上，曾经住过一个在历史上留下骂名的人物——王揖唐。1948年，王揖唐被枪决时，他的罪名是“汉奸”。
1905年，中国科举制度宣告革废。此前一年，273名举人考中甲辰科进士，搭上了中国科举的末班车，其中就有末科二甲进士王揖唐。王揖唐1877年（清光绪三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其父亲是一位前清的秀才，以教书为业。王揖唐幼时读书，先是考中秀才，后又高中进士，被分派去兵部主事。虽然出身文人家庭，但王揖唐却不像他父亲那样安于书本，而是心向仕途。为尽快得到赏识，他对时任清廷军机大臣的徐世昌极力巴结，很快就在徐的支持下，以进士身份由北洋督练公所保送至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但王揖唐学习军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报效祖国，而是为了将来能够升官发财，所以，进入振武学校后，他经常无故不出操，受到教官的多次惩罚。毕业后，王揖唐被分配到新兵营实习，仍然作风懒散，屡遭日本军曹叱骂，有一次竟被踢伤了骨头。无奈，他只好放弃军事，转至东京政法大学继续学习。1907年，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兼管将军事务。王揖唐感觉自己升官发财的时机已到，便申请退学回国。回国后，先是调任东三省督军署军事参议，继而升为吉林陆军第一协统、吉林督练处参议。两年后，王揖唐随同军机大臣戴鸿慈前往莫斯科，任赴俄答谢使头等参赞，并接受沙皇授予的“宝鼎勋章”；不久又奉清廷之命赴欧美考察军政、铁路、交通以及运输。彼时的王揖唐可谓官运亨通，地位青云直上，成为清朝后期一位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
正当王揖唐春风得意之时，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王揖唐在朝廷的官也做到了头。然而，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王揖唐便恳求徐世昌将他推荐给了袁世凯。由于王擅长钻营、谄媚，很快被袁世凯引为心腹，先后任命他为总统府秘书、参议、顾问，并授予将军衔。当时，北京城里曾流传有王揖唐“双手抓住袁总统，一脚踢开梁士诒”的说法，影射的就是袁世凯对王揖唐信任至极，连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都被冷落一旁的事实。袁世凯暗藏称帝野心，王揖唐早有所察觉，于是便替袁大力鼓吹，在北京创办《国华报》，为袁称帝铺设舆论道路。对王揖唐的忠心，袁世凯“很为感动”，在自己加冕为“洪宪皇帝”后，便记了王揖唐一大功，赐封其为一等男爵，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之衔。王揖唐以为自己这一次又可以飞黄腾达，不想好景不长，袁世凯在全国一片声讨声中病亡，王也失去了一座大靠山。虽然后来在段祺瑞的关照下，王依然出任过段氏内阁的内务总长，但两个月后便辞职去了欧洲。1917年回国后，王揖唐又成为段祺瑞的心腹，想尽办法帮助依附于段氏的安福系在国会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之后，参议院解散、新国会成立，王揖唐成了众议院议长。此后，直皖、直奉战争相继爆发，在皖系失利时期，王揖唐曾逃往日本避难，直到段祺瑞重组内阁，他才回国，先后为段氏担任外交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委员、安徽省省长等职。王揖唐还没来得及为自己东山再起而高兴，就因段祺瑞政府被推翻，而再次下台。
“九一八”事变后，眼见蒋介石势力日渐强大，善于见风使舵的王揖唐又开始不安分了。吴佩孚曾评价王揖唐说：“数年之间，而参议而旅长而巡阅使而内务总长而安福党魁而国会议长，其运动钻营之才识过人矣……”王揖唐此后的表现依然无愧于如此“赞誉”。投靠蒋氏后，蒋派其去日本查看日本人的态度，王积极奔走，不仅拜见了不少日本朝野政要，还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东游纪略》，送给蒋介石做参考。蒋逐渐对王给予了肯定，然而，王的野心还远不止于此。“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开始大举侵华。王揖唐认为时机已到，他想独掌华北政权，于是投降了日本人。很快，在王揖唐等人的运作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伪政权）”在北平宣告成立。1940年，王揖唐在北平就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为感谢日本主子对自己“天高地厚”的“恩惠”，王对日寇愈发卑躬屈膝，极尽谄媚之能事。同年春，日本派遣军总参谋长被调回国，王揖唐在致欢送词中赞其功高勋著，称其离任回国“真令人有点离别慈父之感”，其认贼作父的汉奸嘴脸由此可见一斑。
为表示对日本天皇的忠诚，王揖唐不惜配合日军实施“治安强化运动”，并亲自负责宣传工作，大肆叫嚣“没有巩固的治安，就谈不到安居乐业，我全体军、官、民应同心同德，不能只依靠友军（即日军）的力量，而应积极主动地做好治安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华北建设成为幸福的乐土”。在日寇侵占的八年中，华北人民所遭受的压迫、屠杀、搜刮、掠夺以“治安强化”期间最为残酷；而王揖唐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署督办不到三年的任期内，就在华北连续搞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制造了“无人区”和大量惨案，疯狂掠夺物资和劳动力，犯下了滔天罪行；华北伪政权投入10余万伪军协同日军与我抗日军民作战，其烧杀抢掠的凶残程度一点也不逊于日军。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王揖唐的所作所为极为赞赏，夸赞其“对帝国进行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了日本主子的夸奖，王揖唐折腾得越发起劲，这引起了汪精卫和王克敏等其他汉奸的不满。1943年，汪精卫寻得机会，“劝说”王揖唐辞去了“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考试院”院长的职务，仅保留其政府委员的头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