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敬亭（1884-1969）字筱山，也作筱珊。山东省利津县人。幼承家教，初入利津县东津学堂，后考入东北武备学堂。1911年参加滦州起义。历任绥远第十六混成旅参谋官、营、团长、国民一军整编第四混成旅中将旅长、 第五师师长、第五军军长兼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校长、山东省政府委员、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解放战争末期，石敬亭由重庆去台湾，被聘任国民党“总统府”国策顾问。
石敬亭旧居位于长沙路69号，砖木结构三层西式楼房。平顶出檐，墙体水泥饰面，入口前设高石阶，两侧由石柱承托弧形水泥阳台，风格新颖别致。
石敬亭虽然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但其家境并非贫困清苦，因其祖父石云峰是一个执教三十余年的私塾先生，故也可谓书香之家。石敬亭是家中长子，父母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八岁开始，石敬亭随祖父读私塾，一年后入东津学堂学习，毕业于利津县立师范。石敬亭的青年时代，正处于清末民初的政治动荡时期。他原本可以像祖父那样当一个老师教书育人，但心怀民族大义的石敬亭希望自己投身到更直接的时代革命中去，于是他“因感于清政府腐败，立志救国，决定投笔从戎”。石敬亭在山东的新军第五镇当兵，后随队开到新民府，编入第一混成协。协统王化东是一位学识丰富、精明干练的将领，他训练部队非常严格，并且特别注重培养干部。王化东成立了军官讲堂，除下级军官以外，还吸收一部分有文化的士兵参加学习。而石敬亭则有幸成为了参加学习的普通士兵之一。在这样连续三年的学习后，石敬亭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其军事素养具备了一般军官学校毕业的水平。在这个学习班当中，与石敬亭同学的有冯玉祥、郑金声、张之江、鹿钟麟等人。从这时候起，石敬亭就和冯玉祥等建立了友谊。晚年石敬亭曾经回忆这段学习经历，他说：“我们部队中，有些人是大学毕业的，有些人是留过学的，有些人还得过博士、硕士、学士等项学位。我没有上过正式学校，可以算是‘社会大学’毕业的。社会大学的四大教程是艰、难、困、苦，艰难困苦备尝之日，就是‘社会大学’毕业之时，我给自己封了—个学位，叫做‘野士’。”
1917年，冯玉祥为培训团以下军官和士兵，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在常德镇成立军事教导团，举办军训班，三月一期。当时的军事训练和教育均由石敬亭主管。1925年夏天，因为“五卅”惨案之后，青年学生纷纷要求投笔从戎，冯玉祥利用这个机会招考了600多名学生，在张家口设立了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其间，石敬亭曾兼任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校长。据石的学生回忆，石敬亭对军事教育极感兴趣，每天都亲自到操场和讲堂检查，夜晚还要到各队点名，并和学生谈话。每天上午出操时，他都到各队察看教练情况，并在收操前半小时左右，把学生集合起来，由他对教练情况进行评讲，有时亲自做示范动作，并进行精神教育，深受学生们的欢迎。石敬亭告诫学生，“军人须有忍人之所不能忍，耐人之所不能耐的精神。在大风大雨大雪中能站稳的人，才是真能救国的人。在被人打掉了牙时，要连血吞下去。”石敬亭练兵，特别注意关心士兵的生活，其次才是训练。有一次他在阅兵场对士兵讲话，突然发口令叫第一列向前三步定，架枪，坐下，脱鞋袜，令士兵跷起脚来。只见每个士兵的双脚漆黑，似乎很长时间没洗过脚。他马上对部队长官说：“拿破仑曾说道，军人宗旨在战斗，战斗之胜在脚。你们士兵的脚，你看到了吗？这样的脚能打胜仗吗？”又一次在陕西耀县看某师的营对抗演习，演习结束后，石敬亭说：“你们战斗中缺点是很多的，在这种激烈的战斗中，能没伤亡吗？我怎么没看到一副担架出动，卫生队在做什么？”冯玉祥对石敬亭的练兵方法颇为赏识，在《我的生活》一书中，冯玉祥称赞石敬亭：“我停兵浦口时，徐廷荣介绍他来我处。历任差遣和教导团教官，学生无不敬爱。其人肝胆义气、勤勉惕厉。对主官真心实意，对同僚上和下睦，言动有准则，事事有计划，国民军训练教育之事，他负责最多，出力最大，功勋是不可泯灭的”。
担任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校长期间，石敬亭训练他的队伍苦练“大刀”战术，士兵个个勇敢坚毅，视死如归。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平律一带不断挑衅。这时，石敬亭当年苦练“大刀”战术的所属步兵，屡挫日伪敌寇，威震华北。l933年5月，冯玉祥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组成了察绥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吉鸿昌任北路前敌总指挥，石敬亭先任南路总指挥，后任总参谋长。在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下，抗击进犯察哈尔省的日伪军。抗日同盟军经过两个月的浴血奋战，夺回了康保、宝昌、多伦、沽源四县，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有知情人回忆，当初谋划此事的时候，就是以石敬亭天津家中为会议地点，参与者有鹿钟麟、李德全（冯玉祥夫人）等人。石敬亭对爱国学生抱有同情心，1935年初，石敬亭曾受冯玉祥派遣，两次由南京赴北平要求释放一二·九运动中被捕的爱国学生。1937年2月，石敬亭在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同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四名国民党左派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一起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的提案。
石敬亭在军队管理方面很有天赋，他正直甚至有些清高自负的性格，却让他那些行伍出身的同僚们感到反感。北伐战争后，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编遣会议，冯玉祥委派石敬亭为第二编遣区主任，主持编遣工作。这是一个得罪人的活儿，按编遣会议决定，第二集团军当时有40万人左右，需要遣散一半以上。特别是师长、旅长等高级将领的去留问题，最为棘手。冯玉祥想利用这次编遣，提拔一部分学生出身的军官，以便逐渐改变高级将领的素质。石敬亭极力赞成冯玉祥的主张。在进行编遣时，冯玉祥想以韩复榘部为突破口，就把韩升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原第二十师师长一职由保定军校出身的李兴中接任。然而这一举措，立刻招致众将官非议。不仅韩复榘个人不满，认为是削去了他的兵权；其他行伍出身的将领，也都对石敬亭表示不满，认为是他在冯玉祥面前献计进言，企图夺取军队的控制权。后来韩复榘、石友三等叛冯投蒋时，都把反对石敬亭作为一个借口。韩、石叛变之后，冯玉祥军中有些人也认为石敬亭对冯部的团结起了破坏作用。石敬亭有口难辩，从此他辞去了总参谋长职务，对军队改革的事情再也不提任何意见。抗日战争期间，石敬亭担任军事委员会军风纪视察团第二团的主任委员，到各战区巡查军风纪。此时的石敬亭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不懂得变通了，在谈到他的视察工作时，他说很不好办，因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不敢管，对杂牌部队，他不忍管，只好在发现问题时，向部队长提出来，听不听由他们。业余生活里，他开始打麻将，有时也吸鸦片。他自我解嘲说：“我白天向部队讲话，满口仁义道德，晚上又赌又吸，过的是半日圣贤、半日禽兽的生活。”此中无奈和失落，大概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