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傅雷，发扬和传播傅雷文化与精神，2008年2月，上海市南汇区周浦八一中学更名为上海市傅雷中学，这是傅雷上海故居。
外观很特别
从大门外看傅雷故居
傅雷（1908.4.7—1966.9.3），字怒安，号怒庵，汉族，上海市南汇县（现南汇区）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20世纪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他的全部译作，现经家属编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编成《傅雷译文集》，从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现已出齐。傅雷于20世纪20年代初曾在上海天主教创办的徐汇公学读书，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论激烈，被学校开除。五四运动时，他参加在街头的讲演游行。
傅雷与和妻子朱梅馥
《傅雷家书》是一部很特殊的书。它是傅雷思想的折光，甚至可以说是傅雷毕生最重要的著作，因为《傅雷家书》是给他与儿子之间的书信，体现了作为爸爸的他对儿子苦心孤诣。《傅雷家书》百分之百地体现了傅雷的思想。是写在纸上的都是些家常话。他无拘无束，心里怎么想的，笔下就怎么写，用不着担心“审查”，也用不着担心“批判”。正因为这样，《傅雷家书》如山间潺潺清溪，如碧空中舒卷的白云，如海上自由翱翔的海鸥，如无瑕的白璧，如透明的结晶体。感情是那样的纯真，那样的质朴。没有半点虚伪，用不着半点装腔做势。《傅雷家书》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傅雷家庭的范围。书中无处不体现了浓浓的父爱，或许每个父亲对他的孩子都疼爱有加，但在疼爱的同时，不忘对其进行音乐、美术、哲学、历史、文学乃至健康等等全方位教育的，纵使以如此之大的中国，能够达到此种地步的，未知能有几人，因为这确实需要充足的条件，父亲要学贯中西，儿子也要知书达理，而父子之间更要在相互尊重和爱护的基础上达成充分的默契。
早年留学1908年4月7日，傅雷生于中国江苏省南汇县傅家宅（今上海市南汇区航头镇王楼村五组）。1912年时其父傅鹏飞因冤狱病故，由母亲抚养成人。1920年（12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今南洋模范中学），次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1924年因批评宗教而被开除，同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1926年，参加反学阀运动。秋后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读一年级。1928年，傅雷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艺术理论。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教学生涯1931年，傅雷回国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原上海音乐学院），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工作。次年与庞薰琴和倪贻德结成“决澜社”。中日战争时期，留在上海，此后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曾发表亲美言论。1949年之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及书记处书记等职。傅雷学养精深，对美术及音乐理论与欣赏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陷入政治旋涡1958年，在上海“反右补课”中，傅被上海市作协划为戴帽“右派分子”。上海市中共领导柯庆施执意要划傅雷为右派，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则认为傅雷属于“可划可不划”的范围，恰逢周扬赴上海听取意见，柯庆施同意了周而复、周扬的意见，事后上海市中共委员会派柯灵通知傅雷该消息。但正当傅雷做了检讨，准备放下包袱时，阴谋家柯庆施却变卦拍板把傅雷定为“右派”。
1958年12月，留学波兰的傅雷长子傅聪驾机出逃英国。此后，傅雷闭门不出。1966年8月底，文革初期，傅雷遭到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介石旧画报）。9月3日上午，女佣周菊娣发现傅雷夫妇已在江苏路284弄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双双自杀身亡，傅雷系吞服巨量毒药，在躺椅上自杀，享年58岁，夫人朱梅馥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傅聪收到父亲的最后赠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其死后骨灰原被安葬于永安公墓，后归并到万国公墓，之后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的破坏后遗失。幸有一工人原为傅雷作品的爱好者，故私藏其骨灰盒，幸免遭毁。昭雪平反1979年4月，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文革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骨灰移葬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