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沪归隐的生活始于昔日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现今的中华新村，即是“辛园”一隅。当年园内林木森然，奇花如海。他常在园中吟诗作画，泼墨挥毫。1917年，他的六十寿宴在此处举行，其名著《广艺舟双辑》也在这里完成。康有为一到上海，就看中了盛宣怀在新闸路16号（今新闸路1010号中华新村）的辛家花园，以每月120元的代价租赁下来。辛家花园原是犹太商人辛溪购地营建的私人住宅，后来他炒股票破产，以发售彩票的方式拍卖住宅，一时沪上富贾云集，盛宣怀也兴致勃勃地去凑热闹，竟一举中彩。
康有为归隐处
如今的房子已经没有了历史的痕迹，很现代化的房子
康有为生于一个官僚簪缨的世家。他曾7次上书要求变法，组织强学会、保国会，提倡改良主义，是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人、清末民初的维新派思想家。变法失败漂泊海外16年后，他重回祖国，在上海走完了人生的最后13年。
辛家花园占地10亩，围以红墙，曲径通幽，有移步换景之妙。人们走进朱漆大门，可见一条长约30米的木桥，过桥沿走廊贯穿两只圆形凉亭，入亭俯视，一方池塘，清澈见底，塘边能尽情钓鱼。院内林木森然，奇花如海。每当晴天碧日，池塘里映照着红墙绿树，微风袭来，涟漪阵阵，鸟语花香，一派怡静的田园风光。康有为见状喜上眉梢，将园内两座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宫殿式二层楼房，命名为“游存楼”和“补读楼”；将一些平房唤作“莲韬馆”、“闻思斋”等。同时，他又在园内搭起凉棚，种植瓜果葡萄，养了大龟、海豹、澳大利亚袋鼠等动物。于是，康有为率一大帮家眷和门客，过起了悠闲的“归隐”生活。每天，他在书房读书写字的间隙，踱到室外，或登假山吟诗，或漫步庭院，抚弄花木。因辛家花园有江南园林之美，引得周围少儿频频光顾。据康有为儿媳（康氏次子康同凝夫人）、辛亥革命元老庞青城之女庞莲老太太（原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名人故居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已去世）回忆，当年庞家住戈登路（今江宁路），距辛家花园一箭之遥。她在少年时代，常随哥哥一起去那儿爬树、采花、钓鱼、捉迷藏，渐渐地与康有为的子女成了好朋友。有时候，康家的仆役驱赶顽童，偶遇康有为出来，即上前禀告：“大臣（家人对康有为的尊称），外面野小孩天天来玩，要弄坏花草的呀。”“随他们去罢。”康有为捻须微笑道，“哪有孩儿不喜欢玩耍田园山水的啊，哈哈——”
康有为在辛家花园一住8年，在悠然的田园牧歌中，沐浴了人生的风风雨雨。然而，辛家花园也给康有为留下创痛。他1907年在美国流亡时结识并娶为三太太的何旃理（康氏一生娶了六位太太）却红颜薄命，1914年患腥红热症，不幸病逝于辛家花园，年仅24岁，现葬于江苏金坛县茅山积峰下青龙山，与康母、康广仁安息在一起。康有为失去爱妾，悲痛欲绝。何旃理去世的第10天，康有为在睡梦中忽见满室金光，一个一丈多高的女神，笑吟吟地向他走来，近床铺前骤然缩小，吹出香风几缕，他睁眼细看，竟是做新娘时的何旃理。他急忙翻身坐起，但金光、女神已幻灭了。他不禁无限深情泻于笔端，一气呵成灿烂夺目的《金光梦》词，成为康有为诗词中的绝品。为了永远怀念英年早逝的何旃理，康有为请投宿在辛家花园的年轻画家徐悲鸿，根据死者遗像（笔者在庞莲家见到两幅：一张何女士单人半身照；另一张她一手牵子，一手抱女。另外，在青岛康有为故居，也见到一幅三太太的半身照），画了一张水彩人像。画中是一位穿清代服装的少妇，头挽高髻，仪态端庄，秀目生辉，婷婷玉立于一幢洋房的阳台上，背景是一片苍翠的树林，林后微露一泓清泉，蕴含着逝者生前热爱生活的个性。1981年，庞莲将这幅珍藏了60多年的无价之宝，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康有为还在辛家花园促成了徐悲鸿的第二次婚姻，他是在哈同花园（今上海展览中心）与徐悲鸿结识的。从此，康有为不时请徐悲鸿住进辛家花园，拿出珍藏的中外名画供徐悲鸿欣赏、借鉴，教授他书法，并鼓励他去日本考察新画风和新画派。
那年，徐悲鸿与上海大同学院教授蒋梅笙之女蒋碧微，在哈同花园一见钟情。但是，蒋碧微在13岁时，以父母之命，已与苏州同乡查紫含订了亲，如何跨越这道鸿沟，成了这对年轻人的心病。徐悲鸿万分苦恼，便向康有为和盘托出其中曲折。康有为非常主张男女自由恋爱，他决定为这对年轻人穿针引线，并说服了蒋梅笙。1917年5月，徐悲鸿与康有为商量，准备在春暖花开之际，携蒋碧微赴日本写生。康有为先让徐悲鸿躲进辛家花园，“失踪”几日，临行前由蒋碧微化妆潜出。上海名人故居赴日前夜，皓月当空，康有为设宴为他们饯行，他举杯道：“祝贺悲鸿与蒋小姐私奔成功！”然后弃杯提笔，写了“写生入神”四个大字赠给徐悲鸿留念。5月4日黎明，灿若锦缎的朝霞，柔柔地洒向码头。徐悲鸿、蒋碧微满含热泪，与康有为等送行者道别，登上了日本长崎“博爱丸”。汽笛长鸣，巨轮破浪驶向奔腾的大海。按以往对康有为的评价，一般都说他晚年尊孔读经，政治上蜕变为保皇党，生活上则成了寓公。其实不然，康有为在辛家花园居住之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致书北洋政府，请求他们在“巴黎和会”上废除不平等条约，力争国权，但最终失望，愤而通电支持五四运动，致电日本政府，谴责他们的侵略行径。因此，康有为在晚年仍关注着民族危机，爱国情怀不减壮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