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延毅（1892—1964），字仲宣，湖北黄冈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炮科毕业。1920年任山西督军公署少校参谋，山西陆军第四旅营长、团长、旅长。1929年阎锡山就任平津卫戍司令时，曾任天津市警察局长。后任军职。1938年离职在天津英租界科伦坡道东头一所楼房内（现常德道1号）寓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文史馆馆员，于1964年去世。
曾延毅旧宅位于常德道1号，为罗马柱式的欧洲中世纪风格3层楼房，坐西朝东，建于上世纪30年代。正门有退台式圆台阶，扇形遮雨檐，上为2楼圆阳台。
整幢楼规整严谨，又不失活泼精巧。
“站长虽然在本地安了好几处家，但始终与原配太太住在旧英租界常德道1号那所大宅子里，所以他对世俗的礼节非常重视，经常对手下讲，纲常就是一切。”
这是小说《潜伏》原著中的一段话，文中提到的“旧英租界常德道1号”，就是现今位于天津五大道的常德道1号。不过，现实中的常德道1号并非国民党军统天津特务站站长的居所，而是爱国人士曾延毅的故居。在这里，曾经上演过一出真实版的“潜伏”。
为和平解放北平出力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让这座古城免受炮火涂炭，世人皆知傅作义、傅冬菊父女俩功不可没，却不知天津的另一对父女同样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就是曾延毅和曾常宁。
曾延毅和傅作义是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还是把兄弟。抗日战争以前，他一直跟傅作义任军职。1929年至1930年前后，傅作义任天津市警备司令期间，曾延毅曾是警察局长。直到1938年，曾延毅退职后在上海和天津治伤、养病，才没再任职。由于他和傅作义之间的特殊关系，平津解放前夕，为了保护天津和北平少受炮火，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亲自部署，让曾延毅的女儿曾常宁做父亲的工作，希望他能帮助争取傅作义。
据曾常宁回忆，自己当时只有21岁，在父亲眼里还是个孩子，如何做父亲的工作？这让她着实费了不少脑筋。开始，曾常宁只是试探性地把新华社广播的重要消息、社论等记录下来，念给父亲听。曾延毅总是静静地听着，默不作声。后来，曾常宁叫父亲和自己一块儿听新华社的广播，曾延毅也没有反对。父女俩坐在收音机前，听着来自党中央的声音，听到全国即将解放的消息，渐渐的，曾延毅的心里起了微妙变化。
过了几天，曾常宁见时机成熟，就对父亲讲明了自己的任务，想让他和从解放区来的王甦同志见面。曾延毅同意了。
此后，曾延毅多次与王甦会面，把傅作义的情况做了详细介绍，因担心自己不足以说服傅作义，又推荐了自己和傅作义的老师刘后同老先生。他说：“傅作义对刘后同非常敬重。”
于是，为了和平解放北平，曾延毅多次找刘后同商量，两人一起给傅作义写信，还一起去北平见过傅作义。自从1938年退职后，曾延毅从未找过傅作义，这是仅有的一次。
曾延毅与刘后同的努力为争取傅作义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加之傅冬菊的作用以及全国解放形势的压力，最终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为天津解放搜集情报
1948年9月，受天津地下党学委的指示，曾常宁开始利用父亲曾延毅在军界的社会关系，搜集敌情材料。
曾常宁回忆，有一次，国民党塘沽专员崔亚雄来津，到曾宅临时借住。趁崔在客厅会客的工夫，曾常宁悄悄打开了他随身带的公事包，发现里边有一份《咸水沽兵力驻扎表》。她急忙把上面的内容抄写下来，再将文件原样放回，然后轻手轻脚走出房间。刚回到二楼自己的卧室，她就听到了崔上楼的声音。她将抄件折成小方块，藏在了家中楼梯中间的一处护墙板的缝隙中，不久设法转给了组织。
为了从崔亚雄身上了解到更多塘沽一带的敌军情况，曾延毅经常留他在家中住宿，这样，曾常宁就可以通过父亲更加密切地关注着崔的一举一动。一天，一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人带着一张长卷图纸来曾宅找“崔专员”，曾常宁的直觉认为，那卷图纸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就示意让父亲多加注意。晚上她去找父亲，从父亲口中得知，那张图纸就是“塘沽城防图”。她欣喜若狂，急忙让父亲讲述图纸的内容，自己用纸笔记了下来。写好后，还是折成小方块藏在那个护墙板的缝隙里，很快转交给了上级党组织。
就这样，父女俩冒险搜集到的军事情报为解放天津做出了贡献。不久后的1949年1月15日，天津顺利回到人民的怀抱；两天后，塘沽也获得解放。当曾常宁听到胜利的消息时，她忍不住高兴得跳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