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位于解放南路上的德美医院已不可寻，但曾在这里工作过的傅莱却始终未被中国人民忘记。这位信仰共产主义的奥地利人把一生的热情和精力都奉献给了这个原本陌生的国度。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他投身于我国的革命事业；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又从一位中国人民的友人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员。
上世纪四十年代傅莱（左）在天津德美医院与院长伯瑞尔夫妇
栖身德美，时刻不忘共产事业
傅莱的妻子江国珍曾回忆说：“他听说在中国有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谋福利的。他觉得这样的组织是和他的信念、他的追求一致的。所以，尽管他的许多同学都去了别的国家，而他还是毅然选择了中国。”
1938年3月，德国法西斯吞并了奥地利，下令逮捕、屠杀奥共党员和爱国志士，傅莱也被列入盖世太保的黑名单。翌年，只有19岁的傅莱辗转意大利乘上远洋客轮，抵达中国上海，一面参加医务工作，一面寻机北上，投奔八路军。后来，他在别人的介绍下来到天津德美医院化验室工作，在这里，他积累了大量医务工作经验，同时也在积极寻找地下党组织。一天，正在工作的傅莱接到聂荣臻司令员托人捎来的口信，欢迎他加入晋察冀边区的医务工作。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傅莱形容当时的心情“像黑暗中看到了曙光，像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1941年，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傅莱终于通过封锁线，到达向往已久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司令员亲自接见了他，还给他取了中文名字——傅莱，并安排他同柯棣华大夫等一道担任教员。在延安，他不但工作出色，还经聂荣臻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谈起自己这段历史时，傅莱十分感慨：“一个革命者最大的苦恼是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我离开祖国来到中国寻找八路军队伍，寻找共产党组织完全是自觉自愿的。”
走进延安，做合格共产战士
傅莱有一个小笔记本，上面是他学习中文的记录，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写着英汉对照的字句。在白求恩卫生学校执教期间，为了能教好课，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语言关，而对于任何一个外国人来说，学习汉语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教学的讲稿原来有德文和英文两种。”他的妻子江国珍回忆说，“为了学会中国话，能用中国话讲课，他先借助字典查出讲稿上的字和词，按字典上的中文字体样式抄下来，然后在每个汉字上注上发音，请同志们编成句子教自己练习发音——那时候他每给学员上一次课都得花八九个小时准备。”为了能给这位戴眼镜的国际友人创造一点好的学习条件，聂荣臻司令员还专门特批，给他可以同时点两个捻子的油灯。就是这样刻苦学习加上一点“特殊照顾”，“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中国话已经讲得相当不错了”。
在白求恩卫生学校，逗留时间最长的三位大夫分别是白求恩、柯棣华和傅莱。傅莱更是成为卫校传染病教学的带头人，哪里有传染病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曾经有人说过，“如果白求恩大夫遭致命感染的手指能得到一点青霉素，就可得救了。”而傅莱在延安的重要工作成绩之一，就是成功试制出了粗制盘尼西林。
美国历史学家卡萝尔·卡特在《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一书中专门提到傅莱：“傅莱于1941 年从天津飞过来，为共产党工作。这些人（指在延安的外国医生）都没有药，但傅莱非常有创造力，他发展了盘尼西林的应用，将它用在严重感染的伤口上，尽管这些药并不纯。傅莱相信针灸的功效，不论是预防性还是救治性的，他声称用针灸治好过疟疾。尽管卡斯伯格（即美国医生梅尔文·卡斯伯格）并不与傅莱一样对针灸充满信心，但傅莱非常渴望获得卡斯伯格的医学知识。卡斯伯格送给傅莱一件军用雨衣和几双行军时穿的靴子以替换下他的手工编织的草鞋，这让傅莱很高兴。但让那些欧洲医生最为高兴的是卡斯伯格带来的医学杂志上的文章副本。”
1945年，傅莱见到美国提供陕甘宁边区的青霉素菌种和部分资料。在军区卫生部支持下，开始研究试制青霉素，而且取得了成果。1945年5月3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留延国际友人傅莱医生试制成功粗制青霉菌素》的消息：“本月20日（星期日）上午9时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首次医药学术报告，特请该会顾问、国际友人傅莱医生，报告怎样运用边区现有条件制造青霉菌素，并展览所需器材，具体说明制造过程。青霉菌素，是世界灵药之一，有杀灭病菌的特效，是美国医药界（原文如此）发明的，经过傅莱医生苦心研究，竟在条件落后的边区制造成功。对保障人民与干部的健康，增强抗战力量，将有莫大功绩。”
向往“真诚友爱”
终老第二故乡
从19岁离开奥地利，傅莱在中国的土地上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他把人生最宝贵的时间献给中国，一直与中国人民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中，他总是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人民的命运融为一体。傅莱在谈到他几十年的经历时说：“是啊，战争结束后，我本可回奥地利继续上大学；回奥地利探亲时，那里的朋友劝我留下——我知道，留在奥地利也许我会更富有，可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我到哪里去找中国艰苦岁月中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真诚和友爱呢？”
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他对某些“左”的政策和遭遇感到难以理解，精神受到压抑；三年困难时期，每月只有20多斤粮食定量，让这位1．92米的大个子因营养不良引起全身浮肿，而且整整浮肿了三年。但即使是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刻，傅莱对中国的热爱始终坚贞不渝，他始终坚信人民坚信党。1962年，经周总理批准，傅莱全家前往奥地利探亲。当时有人就说，傅莱这次肯定不会再回中国了。而傅莱不但按期回来了，还从维也纳把年迈的母亲接到中国住了两年。
在傅莱看来，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天起，他就不再把自己看做是一名外国人了。他把中国作为第二故乡，以一个中共党员的身份和思路来理解中国、看待中国，把中国人民的事业看成自己的事业。
他热爱中国，1952年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晚年，傅莱大夫提出他的遗体捐给国家医疗事业作研究之用。骨灰则撒在他曾经战斗过的革命根据地河北省唐县。傅莱2004年11月16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他生前多次受到政府的奖励和表彰，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卫生部科学贡献奖。200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时，由他儿子代表父亲接受了纪念抗战胜利的金质奖章。
傅莱大夫的墓地，在他战斗过的唐县军城镇的晋察冀烈士陵园，与白求恩、柯棣华这些“老朋友”的墓地在一起。墓地正门上书“傅莱之墓”，墓门两侧对联是“辗转万里投身中国革命事业，奉献一生弘扬国际主义精神”。
傅莱（1920-2004），原名泰因·理查德，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39年来到中国。1941年赴晋察冀军区。1944年，经聂荣臻司令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了中国国籍。1962年调到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工作。1979年任中国医学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副所长。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2004年病逝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