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竹斋故居(天津名人故居系列)

范竹斋故居(天津名人故居系列)

       范竹斋(1869—1949),名安荣,天津人,祖籍山东范县。17岁入天津双福成广货庄学徒。1901年任景德和棉纱庄驻沪经理。1906年与金桂山、潘耀庭伙设瑞兴益棉纱庄,任经理。1913年合资在津开设同益兴纱庄,任经理,后改为独资经营。 1919年,范竹斋参与集资创办北洋纱厂。1928年,范竹斋开办靖源隆纱布庄,不久,又开办嘉瑞面粉厂,所用“番纸”(外国银行支票)代号为竹记,范竹斋被称为天津“纱布业八大家”之一。1930年,北洋纱厂由以军阀张作霖作靠山的章瑞庭独资经营,改称“北洋新记商业第一纺织公司”,范竹斋等人也就退出了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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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竹斋故居坐落在和平区赤峰道76号。是一座通道式的富有特色的楼房建筑,靠赤峰道的一面为带门洞的三层砖木结构楼房,中二楼较低。进入大院,三面都是带半地下室的二层砖木结构楼房,每座楼房前,都有一个十蹬的宽条石台阶,十分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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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楼有畚箕型三面相通的楼道,楼道外侧有瓶柱式的外装饰,楼道有玻璃窗和百叶窗。在院子的东北角有一座与整体建筑和谐相通的圆亭式建筑,外有八棵柔和秀美的爱奥尼克式柱。楼顶平台有个造型奇特的圆形石头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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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竹斋酷爱书画,晚年之时收集了不少书画作品。上世纪三十年代,张大千经常来往于天津、北京等地,那时张大千来津举办画展,由此结识了范竹斋。当时,两人聊得非常投缘,张大千得知范竹斋颇为喜欢书画,并且家中收藏了许多名人书画,便提出想一睹为快。于是范竹斋便将自己收藏的佳作拿给张大千欣赏。  

      民国26年(1937),68岁的范竹斋,特约39岁的张大千挥毫作画。张大千对北洋纺纱厂经理的要求甚为重视。于是,张大千伏案冥思秉笔描绘,终于完成了《华岳高秋》、《松树高士》、《行乐图》、《华山》四幅作品。并且在《华岳高秋》中题词:“寒雁来时,负手立,金天绝壁。四千里,岩岩帝座,况通呼吸。足下河山沤灭幻,眼中岁月鸢飞疾。望浮云,何处是长安,西风急。悲欢事,中年剧。兴亡感,吾侪切。把茱萸插遍,细倾胸臆。蓟北兵戈添鬼哭,江南儿女教人忆。渐莽然,暮霭上吟裙,龙潭黑。《满江红》,乙亥重九登太华落雁峰所赋也。时隔三年,江南蓟北无一片净土矣。丁丑重九,竹斋兄方家嘱画并书请正。蜀郡张爰。”

   范竹斋一生与“纱布”结缘,从其创业之初到鼎盛阶段,都是与“纱布业”分不开的。范竹斋更是被称为天津“纱布业八大家”之一,成为一个时代商业发展的代表人物。而要说起这“纱布业八大家”,还需从天津卫的“八大家”说起。

  早在清初,老天津卫就有“八大家”之说,有人认为,天津的八大家实际上是对津门富户豪门的一种统称,是随着历史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正如早期八大家集中在海运、粮业和盐务,而随着天津经济、商业的不断发展,天津八大家的“人员构成”也逐渐发生转变,而范竹斋正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起来的“新八大家”之一。 

  天津流传比较广的“八大家”,早期是指天成号韩家、益德裕高家、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正兴德穆家、振德黄家、长源杨家、益照临张家。这些人多数依赖盐务、粮业以及海运等方式聚敛财富。然而,“八大家”是富商巨贾的统称,能够聚敛财富的人和行业也在随着时代变迁。

  或许,在那个年代的商人,都是极善于转变的,很多商人在发展棉纺织业的同时还可以从事金融业,在发展金融业的时候还能兼顾粮食业,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聚集财富的机会。

  范竹斋或许也是如此,在开办靖源隆纱布庄的时候,还开办了嘉瑞面粉厂,同时还“兼职”为福安信托公司资东。

  当时,不少商号与洋行都有生意往来,做买卖时洋行都是收取外商银行的“番纸”或者采用现金支付,不收取银号的支票等。为了方便这些生意人,同时也谋取自己的利益,银号便将从商号那里收取的外国银行的番纸,转存到外商银行的华账房。商号需要取款时,可以向银号索要华账房开的支票,用来解决困难。

  但是,这样的过程复杂而繁琐,还要配合外商银行的对账时间,十分不便。后来,华账房便自行开发了一种“支条”,可以与外商银行的番纸起到同样的作用,因其自上而下的书写方式,这种支条也被称为“竖番纸”,大大便利了华账房与银号之间的往来。

  正金洋行买办魏信臣的“信记”竖番纸最早在市场流通,各外商银行华账房相继效仿,以买办的名字或号中的一个字作为代号代表华账房,而福安信托公司所用的“番纸”采用的代号则为“竹记”。

  后来,范竹斋还应法商东方汇理银行之聘,主持银行的华账房事务,成为东方汇理银行华账房的第五任经理。

  1919年,北洋纱厂创办,范竹斋是其中的投资人之一。当时的北洋纱厂是由天津敦庆隆号纪姓资本家联合隆顺、隆聚、同益兴、瑞兴益、庆丰益、万德成等7家棉布商号创办。其中同益兴是范竹斋独资的纱庄,瑞兴益是范竹斋与别人合营的棉纱庄。北洋纱厂选址在挂甲寺附近,1921年正式投产。

  在当时,已有不少企业投资纱厂等民族实业,都收益颇丰,而范竹斋等人亦是如此。在他们的宏大计划中,想将北洋纱厂在日后发扬光大,继而再开设几家分厂。

  大概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当时的北洋纱厂被定名为“北洋商业第一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有资料解释称,“北洋纱厂”的名字中的“商业”,是由于他们是商业资本家,用以区别于当时中国的官办和官僚资本的企业,而为何要称为“第一”,便是因为其后还将有“第二公司”和“第三公司”……由此可见,当时包括范竹斋在内的津门商业资本家,对纺织业乃至整个民族实业的信心。

  然而,现实并不尽如人意。在外,国外的资本和商品逐渐“入侵”中国,在内,有北洋军阀对民族工商业的摧残。北洋纱厂还没有来得及兴盛就已经衰败,最初的规划落了空,范竹斋等民族实业家的信心也倍受打击,随后也纷纷退出股份。直至1930年,北洋纱厂由以张作霖为靠山的章瑞庭独资经营,并改名为“北洋新记商业第一纺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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