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凤苞(1876—1953) 字振采，江苏宜兴人。喜研各地志书，对全国省、府、县志书收藏甚丰，为全国收藏志书的名家。1915年应税务督办兼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的聘请任协理，曹汝霖继梁士诒任该行经理时，受曹之委托掌握银行实权，成为交通系之重要人物。1919年随曹下台而辞职。1928年迁居天津，投资于银行业，曾任天津盐业银行董事长、金城银行董事。抗战期间隐居天津。全国解放后，将其收藏的全部志书献给人民政府。
任凤苞故居坐落在和平区山西路186号。该楼始建于1911年，1921年改建。二层砖木结构，水泥饰面，局部红砖清水。多坡红瓦坡顶，错落有致，上开天窗。入口为拱形门洞，立面中部前凸，上设三角雨厦。二层右侧夹角设一水泥护栏阳台。楼房造型新颖，风格明快，是一座西欧庭院式别墅住宅。
任凤苞是宜兴官宦人家的后代。其祖父任溥霖曾任清朝丹徒县训导——在清代，训导是辅佐地方知府的七品官，主抓教育。而任凤苞的父亲任锡汾曾官至四川川东道，著有一部《拙叟诗存》。先辈与读书作文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对任凤苞后来的人生不能不说有很大影响。
任凤苞早年随父亲宦游各地，随后北上京城。到了1915年，由于得到北洋政府高级财政官员梁士诒的举荐，出任交通银行协理，从此步入金融界。至今在交通银行的相关记载中，还能见到对任凤苞的简单介绍。
任凤苞于1928年迁居天津，在银行业呼风唤雨，金城银行董事、中南银行董事、盐业银行董事长……这一系列头衔，使他成为天津金融界里令人瞩目的人物。
但是，也就是在担任盐业银行董事期间，任凤苞遇到了一件人生中最棘手的事情——上海分行经理张伯驹遭绑架。而任当时下了“口谕”说“不可牵涉到行”，则险些害了张伯驹。
张伯驹是民国有名的“四公子”之一，在收藏、鉴赏等领域，颇有声名。
1941年，张伯驹受吴鼎昌力邀出任盐业银行的经理，却因种种原因得罪了盐业银行内部的高级职员李祖莱，而据《汪伪特工总部“76号”内幕》一书的讲述，李祖莱与汪伪政府76号特务总部之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
于是，一场针对张伯驹的绑架开始了。绑匪向张家要了巨额的赎款，但张家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据说一度还要卖掉家中珍藏古玩来救急。而作为盐业银行董事长的任凤苞，也被动地卷入到绑架案中。至今，在上海的档案资料中还保存着一些任凤苞为此事而与上海方面往来的电报。根据几年前媒体披露的文章显示，上海方面于1941年6月16日得到任凤苞的指示，其中提到此事“不可牵涉到行”，显然是希望不要影响银行的稳定局面。而由于银行方面不肯出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张伯驹身陷险境很长时间，所幸最后张伯驹脱难，也使得任凤苞免于落个“见死不救”的名声。
张伯驹一事，也许只是任凤苞人生中的一个插曲。世人对任凤苞关注最多的，其实还是他购书、藏书的事情。
除了主理银行事务外，任凤苞把余下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购书、藏书中。位于和平区赤峰道与山西路交口的山西路186号，就坐落着任凤苞穷尽毕生心血经营的藏书楼“天春楼”。
说起藏书，离不开任凤苞的家学渊源。由于在银行业多年，他颇有家底，因此也属于“多金”的藏书者。这一度导致他在藏书过程中不加选择，连他自己都说曾“博取无所择”。好在他随后变得“专业”起来，逐渐将兴趣转移到地方志的收藏。
地方志是记载某一地区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素有“一方之全史”之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盛世修志”的传统，任凤苞显然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对地方志十分看重。他曾经说，这是“国史初基”，不论典章制度还是风土人情，都能从中有所了解。
说藏书者皆有常人难解之“癖”一点也不为过。据杨大辛先生在《藏书献书任凤苞》一文所说，为搜求孤本秘籍，任凤苞足迹踏遍京津两地的古旧书肆，“不吝重金搜求古代志书的善本、孤本、钞本乃至残本”，曾颇为周折地以黄金高价淘得明代景泰刻本《寰宇通志》40册。《寰宇通志》是明代官方修撰的地理总志，起修于永乐年间，到景泰年间成书，因此这个版本极为珍贵。因此，任凤苞购买此书，一时传为书林佳话。
此外，任凤苞还曾高价购得原抄本《康熙大清一统志》、清殿版《方舆路程考略》和《皇舆全览》等等，都是孤本，且是残本。天津图书馆古籍藏书部主任李国庆介绍说，任氏为此还刻有“三残书屋”朱文方印，分别钤于三书，成为天春楼的一组特藏。
在长达几十年的搜集中，任凤苞求得无数方志图书，均贮于天春楼。关于“天春楼”的命名，是取自唐人施肩吾《下第春游》诗句：“天遣春风领春色，不教分付与愁人。”
任凤苞收藏方志之完备，让当年的学者文人颇为称道。民国时期的学者张国淦就曾说：“（天春楼）于北，则北平图书馆差足伯仲；于南，则涵芬楼犹或不逮。至私家庋藏，若吴兴刘，杭县王氏，抑非其论也。”北平图书馆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前身，而涵芬楼是商务印书馆设以收藏善本用的藏书楼，两个图书馆一南一北，均为标志，而天春楼能以私人藏书楼与之比肩，可想任凤苞的收藏成就。
任凤苞收藏的2500多种明清方志，约占我国现存明清方志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明代天顺本《大明一统志》、弘治本《八闽通志》等均为稀世珍品。早年北洋政府国史编纂处处长瞿宣颖著有《方志考稿（甲集）》一书，逐一点评了天春楼所藏的数百种方志。他对任凤苞有着很高的评价，称其“世富藏书”“不虚慕好古之称”“切于实用”，非一般藏书家可比。
值得一提的是，任凤苞从来不将这些藏书视为私藏之宝，一直乐于公开供人们交流、研究。根据研究者王振良先生在《志冠群芳的任凤苞天春园》一文中所述，明代云南知名文人李元阳曾著有万历《云南通志》，这部书于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被发现，后来由任凤苞收藏。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龙云曾特意托人到天津找到任凤苞，将此书排印发行。
1952年，任凤苞毅然将天春楼藏志全部捐献给天津市人民政府，收藏于天津人民图书馆（今天津图书馆），约有2500余种，两万多册。根据天津图书馆的资料显示，该馆较为珍贵的地方志资料有3600余种，主要以任凤苞的捐赠藏志为基础，其中的万历年间的《徐州志》等方志，属于国内孤本，而这些多数都是任凤苞所捐。
捐书后不久，任凤苞就去世了，所藏珍品，无一留给家中，用今人的话来说，就是“裸捐”。此举难能可贵，也成为天津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