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着特殊经历的诸多美国将领中，史迪威、马歇尔、魏德迈等人与天津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同僚认为史迪威“十分熟悉中国和远东，美军中无出其右者。”而正是在天津，史迪威得到了马歇尔的充分赏识，他的军事生涯从此与马歇尔密不可分。
史迪威于1883年生于佛罗里达州，1904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歇尔任欧洲美国远征军第一集团军助理参谋长，史迪威便是他手下的第四军首席情报官。马歇尔来到天津后的第二年，史迪威被调到天津，在驻津美军第十五步兵团中担任营长。其实早在1911年，史迪威就曾被选派到中国学习汉语，并于三年后归国，史迪威是他的汉名。他热爱中国历史和文化，给他的两个女儿南希和艾莉森，也起了中国名字，分别为史文思和史文森。1920年，他第二次来到中国继续学习。在天津期间，史迪威在美国兵营办公，但居住在马场道242号的一所房子里(现162号)，他的第四个孩子本杰明就是在天津出生的。
史迪威
当时场景
史迪威与宋美龄、蒋介石
宋庆龄在重庆会见史迪威将军。她称赞史迪威比某些中国人更能为中国做事。
美国兵营中最出名的人物，无疑是马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此人是美国国防部的参谋总长，战后出任国务卿，为美国为数不多的五星上将之一。当他来到天津时，还只是驻津美军第十五步兵团副团长。
马歇尔
马歇尔与巴顿
美国兵营位于广东路1号，建于1910年，占地205公顷，原属于德国租界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为美国兵营。兵营院内有大操场和十几座仿英式楼房，砖木结构，建筑各不相同，总建筑面积3500多平方米。主楼楼高3层，带地下室，大开间、大进深。立面突出半圆形，有塔楼、方窗、拱形门洞。墙壁为水泥浅灰色，开老虎窗。盔式屋顶，挑檐，整座建筑雄伟干练，结构严谨，有阳刚之美。
位于河西区马场道附近的美国兵营旧址，这幢楼曾为美国军官宿舍，美国将领马歇尔、史迪威、魏德迈、麦克鲁、包瑞德曾先后居住过。
在兵营对面，过了广东路，是一处建于1920年的美国军官宿舍，名为荣华里。这里共有40所2层砖木结构的英式小楼，形成组团格局。这里在上世纪20年代，是美国军官们家属的宿舍，建筑面积7500平方米。这些楼房砖木结构，2层五脊大筒瓦顶，清水砖墙，乳白色的门窗。室内为菲律宾木地板、木楼梯。1楼为客厅、餐厅、卫生间，2楼为卧室、起居室。院落宽敞，中部有花坛。整所建筑整齐雅致，别具风格，设施齐全。
天津设卫于明朝，“卫”本为军事机构。其实在更早的元朝，天津就已经是京畿辅卫之地。从天津设“卫”到清末袁世凯“小站练兵”，天津兵营中出过不少在军政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佼佼者。天津“洋兵营”中的一些军官后来也成为了风云人物。天津的美国兵营走出了五位将军，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可以说影响了世界。
马歇尔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童年时因淘气顽皮使希望他成为一名军官的父亲分外失望。但父亲还是把他送进了维吉尼亚军事学院，不料马歇尔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踏上了从军之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他曾任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潘兴的副官。一战结束后的1924年，他来到了天津，随行的还有他的夫人莉莉和岳母，她们暂时居住在美国大院里(现荣华里)。
天津至今流传着不少和马歇尔有关的传闻，金彭育讲了马歇尔和一个小木匠的友谊。
当时，天津有个叫侯广禄的木匠，开了一家名为广泰木器铺的小店，由于活儿干得好，美国人经常找他帮忙修配家具，一来二去，就和马歇尔混熟了。1927年，马歇尔离开天津时，请侯广禄帮他做些东西留作纪念。侯广禄为马歇尔做了三件东西——第一件是中式炕上的被槅子，第二件是一个剃头挑子，第三件是卖乌豆的圆形挎桶。侯广禄特别用心，马歇尔很满意。1946年，马歇尔再次来到天津时已经是五星上将。他专门接待了侯广禄(一说侯广禄已经去世，接待了他的儿子侯振鹏)，还用“五星上将专用笺”写信推荐侯振鹏到美国上学。
很多和马歇尔有过交往的人，都用类似“温文尔雅”这样的词来形容他。马歇尔的过人之处不在于“身先士卒”，而是“决胜千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陪同罗斯福周旋于世界各国之间，出席各种首脑会议，俨然罗斯福的“智囊”，以至于他退休之后，罗斯福为调节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请他出山。他为美国利益考虑，65岁时放弃了悠游自在的生活再度出山，开始了他的“军调岁月”。调停失败后，马歇尔于回国后出任国务卿，组织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实施了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
1959年10月16日，马歇尔病逝。在马歇尔的葬礼上，已经卸任的杜鲁门称他为“我们这一时代伟人中的伟人”。在那之前，美国《时代》周刊曾称他为“祖国的托管者”“不可或缺的人”。
史迪威到任后遇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相识马歇尔中校。马歇尔１９１９～１９２４年任陆军上将潘兴将军的副官， 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在驻津第１５步兵团任执行长，相当于副团长。 马歇尔是带着妻子莉莉和岳母到达天津的。当时老团长已奉召回国，新团长尚未到任，团里的军务便由马歇尔中校主持，其职实为代理团长。这是马歇尔生平第一次统领一个团。马歇尔在津学会了不少中国话。尽管二人在天津只共同工作了８个月，但却培养起了亲密友谊。这个交情对史迪威的前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珍珠港事件后，蒋介石希望美国派一位高级军官作他的同盟军参谋长。1942年元旦，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推荐他的老部下，陆军中将史迪威担当这一使命。史迪威对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的侵略所表现出的麻木不仁极为失望。但是作为一名军人，他还是接受了罗斯福总统的任命。史迪威的职务是：美国总统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驻华空军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即援华军用物资）监理官、滇缅公路监理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他的主要任务则是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指挥归他统领的中国军队，并协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史迪威的参谋班子由35名军官组成，陆军部还答应将海运400名教官和技术人员训练中国军队，以使他们正确运用美国的武器装备和战术。
1942年3月6日，史迪威来到重庆，拜访同盟国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蒋介石极为认真地对史迪威说：“我将任命你为中国驻缅军总司令，中国部队驻缅第五军、第六军归你指挥。”然而仰光失守后，史迪威发现蒋介石的所谓授权并没有兑现。因为蒋介石又同时任命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为中国驻缅军总司令，驻缅的中国军队并不服从史迪威指挥。史迪威怒气冲冲地飞到重庆，对蒋介石说：“您的部下没有执行您的命令。”蒋介石装出惊讶和不安，他和史迪威一起飞到缅甸眉苗，将中国军官召集开会，当众告诉他们，史迪威“拥有提升、撤职和惩罚中国援缅军任何军官的全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创新”。蒋介石还私下答应史迪威，将授予他一枚用篆体字镌刻其官衔的图章，以确认其指挥权。可是一个星期后，史迪威所得的图章上镌刻的却是“总参谋长”。
这年四月，日军凭借其空中优势，向盟军在缅甸的驻地狂轰滥炸。第五军、第六军已悄然撤回中国，史迪威却一无所知。为了夺回被日军占领的战略要地东枝，史迪威冒着猛烈的炮火，亲自率领中国军队的一个连坚守阵地，直至增援部队到来，他才明白真相。他再次感到屈辱和懊恼，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蒋介石使我什么事都做不成，我完全受骗了！”他拒绝了蒋介石派来的飞机营救，率领着残余部队，走入险象环生的原始森林。这里荆棘丛生，遍地都是蚂蚁、昆虫、水蛭，时不时地还有离群猛象的袭扰。可是史迪威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5月24日，史迪威一行终于抵达印度新德里。一时间，他成了举世闻名的英雄。
史迪威身材高挑，平常爱穿一件运动衫，而不愿着表明军阶的制服。在前线时，他脚蹬美国大兵靴，戴一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式硬边战斗帽，嘴里叼着烟斗，用中国话下达命令。他为人坦诚，憎恨空谈。这样一位自负的职业军人，与充满心机的蒋介石相处，注定走不到一块。
史迪威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极为反感，他说：“国民党政府的权力结构，建立在恐惧和袒护之上，掌握在无知、专断和冥顽不灵的人们手上。”对国民党军队各自为政，保存实力的做法，更是深恶痛绝。他已开始用“花生米”称呼蒋介石，这本是蒋介石在秘密通讯中的代号。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成了公开的秘密，罗斯福对此甚为焦虑，他给马歇尔写了一封信，认为“史迪威是以错误的方法在和蒋委员长打交道”。史迪威从马歇尔处知道罗斯福的态度，立即给马歇尔拍了一封电文说：“我们的存在是对这儿的走私诈骗者的现实威胁。他（罗斯福）将看到此地会发生对我的人身加以攻击的运动。我因不向走私诈骗者发放军用物资而恶名远扬……”
史迪威在印度的拉姆加尔和中国的云南，继续训练中国军队，为重开缅甸战役作准备。为此，蒋介石请史迪威向罗斯福转交了一份清单，列出了维护中国战区的基本条件。可是1942年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后，美国的军援物资大多流向北非，中缅印战区再也得不到如数的物资了。史迪威牢骚满腹地向马歇尔抱怨说：“我不知道非洲战场得到了多少。难道我就用这点东西去安慰中国人吗？”史迪威还给陆军部拍去电报，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愤怒情绪。马歇尔也有同感，他告诉史迪威：“我已看过你那封骂娘的电报了。我非常同情你的反应。”1942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一周年纪念日时，马歇尔正式通知史迪威说，缅甸战役已引起高度重视，因为重新打通缅甸运输线，可以为从中国出击的空军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美国政府决定增加对缅甸战役的支援。史迪威高兴极了。
可是12月28日，蒋介石照会罗斯福，对未在孟加拉湾建立海空军优势提出质疑。1943年1月8日，蒋介石正式拒绝发动缅甸战役，提议推迟到秋天发动为宜。而在开罗会议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谈中得出一个新的结论：盟军应把军事打击的重点放在德国。罗斯福再也看不到缅甸战役的重要性了，这使史迪威大感失望。
1943年8月，史迪威从印度回到重庆，他向蒋介石建议，为牵制日军的军事力量，应该同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合作，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蒋介石当然不理会史迪威的建议。不料大洋彼岸的罗斯福却对此饶有兴趣，他给蒋介石去了一封信说：“大敌当前，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愿意打日本的人的援助，显然是错误的。”
史迪威与一些美国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中国共产党没有很深的政治成见。他在任驻华武官参赞时，负责搜集和研究共产党的情报，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怀有浓厚的兴趣。他在笔记中写道：“他们的情报工作、组织机构和战术都很出色。他们不要城市，而满足在农村过艰苦的生活。武器和装备都很简陋，但却使政府惶恐不安。”在日军大举入侵，国内一片战则必败的亡国舆论中，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力挫日军。这使史迪威也深受鼓舞，他找来了史沫特莱，就平型关大捷的话题，围绕八路军和共产党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常常反问自己：“难道八路军不是很了不起吗？”在武汉，他通过史沫特莱认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发现中共高级领导人“襟怀坦白，彬彬有礼，态度和善，为人直率”。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的有些高级军官们则是身着毛领大衣，脚穿皮靴，一副装腔作势的派头。
腊戍失守后，史迪威换了一种思路：倘若八路军在此，绝不会如此惨败。他常常语气坚定地对参谋人员说，他真想“请那些共产党部队到这里来作战”。在重庆，他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对蒋介石说：“如果委员长同意，我将率领共产党的队伍去进行夺回缅甸的战役。”皖南事变发生后，他担心酿成内战。那些喋喋不休的反共宣传，使他心烦意乱，他不时地问自己：“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中国人民，停止这种愚蠢的宣传呢？”1943年11月7日，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抵达重庆，史迪威努力说服赫尔利，美国政府的对华援助，不应将共产党排斥在外。他在给赫尔利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第十八集团军（红军）是能发挥作用的，对这一点不能有半点误解。他们可以调到不会与中央政府军发生冲突的地方去执行任务。”
如果史迪威的建议成为事实，共产党的军队就会合情合理地得到先进的武器装备。蒋介石明显地感到恐惧，他给罗斯福去电极力阻挠。史迪威知道后，立即给马歇尔去了封长信说：蒋介石应该和共产党达成包括得到武器装备在内的协议，让八路军在山西参加战斗。马歇尔支持史迪威的观点。罗斯福则在一份“态度非常强硬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应把共产党纳入美国援助的范围。据史迪威日记透露，1944年9月13日，他接待了两名共产党的使者，他们给史迪威带来毛泽东和朱德的问候。史迪威告诉这两名使者，他很想方便时去延安看看。不久后，他又提出建议，希望能去延安同共产党谈判，就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具体的磋商。
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关系越闹越僵，矛盾的焦点在于由谁来支配援华物资。一次，在使用两架运输机的问题上，蒋介石和史迪威发生了争执。蒋介石没想到史迪威如此桀骜不驯，恼羞成怒后，立即给罗斯福拍去电报说：援华物资的支配问题矛盾很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他婉转地暗示罗斯福，应该将史迪威召回美国。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罗斯福竟然在回电中明确答复：“要史迪威将军全部按照你的命令来行使职权是不实际的。”可是，蒋介石从此再也不肯放弃调换史迪威的要求了，罗斯福腻烦透了，他写信给马歇尔说：“史迪威在中国的情形到底怎样？很显然，他与委员长的关系非常紧张，因此我认为，他在其他地方会比在中国更加有用。”马歇尔来到白宫，当面向罗斯福说：“担负重新打通缅甸重任的人，必须是一个能率领部队作战的统帅，而不是一个只会与重庆发展关系的协调者和物资供应者。”他认为，在美国再也找不到比史迪威更合适的人选了。
但蒋介石一旦决心撵走史迪威，那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宋子文正是衔着如此使命，在华盛顿四下活动，唠叨史迪威在中国已是多余的人物了。1943年9月15日，宋子文给罗斯福寄去一份中缅印战区的新计划，重点提出撤换史迪威的事情。可是美国军方对于召回史迪威，一直有不同的意见。马歇尔甚至认为应该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以和他所负有的指挥权相适应。1944年6月30日，美国陆军部在一份要求晋升史迪威的文件中，对史迪威大加褒奖。罗斯福终于拗不过军方的意见，签发了由陆军部起草的电报。这份电报于7月6日发给了蒋介石：“现在我要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你必须赋予他协调和指挥作战的全部责任和权力。”
蒋介石换了一种方式，要求罗斯福派一位高级别特使，来调查中国战区的情况。罗斯福派了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华莱士几乎每天都被蒋介石和宋子文所困扰。到后来，华莱士竟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罗斯福最终采纳了蒋介石的建议，选派赫尔利作为特使，充当蒋介石和自己的联系人，将史迪威从中国撤回。
1944年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罗斯福总统的召回令，他本想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一个解职声明。可是马歇尔担心他会出言不逊，指示他在48小时内踏上归程。史迪威写了两封告别信，一封给陈纳德，一封给朱德。在给朱德的信中，他说：“对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断壮大的杰出的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临走前，他还登门向宋庆龄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