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翼之（1861—1921），原名官辅，俗称“太古郑”，是天津四大买办之一。从小勤学好问。16岁时随其长兄到上海，进入英商太古洋行。该行的买办由广东籍莫姓把持，郑翼之进入该行后经莫姓的推荐，进入账房作练习生。他对英文一窍不通，英方总经理斯维尔看他工作勤恳，又好学，认为是个人才，在工作之余，培养他学习英语。郑翼之本来就聪明好学，他抓住了这个机遇，刻苦自学，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英语口语对答如流，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尤其在英文文字的运用上造诣颇高，为同事们所不及，深得英方总经理斯维尔的赏识。
郑翼之故居坐落在和平区郑州道35号。原属郑翼之房产，后由其子居住。为三层砖木结构，带地下室，二楼有阳台，院内有木亭，附二层小后楼。整体建筑外观壮美，内部装修豪华。该楼现为天津市烟草专卖局使用。
纵观历史上大实业家的成功经历，天上掉馅饼“一夜暴富”的故事并不是没有，但绝不是常态。而大多数的成功者一方面有着好运气，更因为他们多是勤奋上进的人。在郑翼之的成功故事里，我们又一次验证了“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郑翼之的家乡雍陌墟村地处澳门北边，村子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划入澳门界内，当地人几百年来生活在葡萄牙殖民地一侧，渐渐形成了以充当买办求取富贵的地方风气。郑翼之的家庭在当地是富农，家中有私塾，他幼时汉学基础扎实，为了实现“大富大贵”，16岁时随长兄到上海，进入太古洋行账房做练习生。
1881年，上海太古洋行决定在天津设立分行，20岁的郑翼之随同北上，参与筹备。最初天津太古洋行的中方买办名叫黄国祥，但黄买办不理业务，只顾消遣，所有生意全交给年轻的郑翼之打理。这时候的郑翼之因为年纪轻，级别低，虽然每天辛苦工作，却只能拿很低的薪水。成大事的人，总是善于在逆境中寻找机会，也许此时的郑翼之已经心怀大志，故意磨练自己，所以他毫无怨言，在这个“打杂小子”的位置上忙碌了将近五个春秋。
不久，天津太古洋行除航运方面在总行统筹运营下顺利开展外，香港太古糖坊出产的洋糖也大量来津，轮运与食糖是太古洋行两大基本业务，所有对华人的联络与业务的开展，全落在郑翼之一人身上。郑翼之在天津忙碌，上海方面的英国总经理并没有忘记这个他一手栽培的实习生。1886年，天津太古洋行的经营已经稳固，并且在维多利亚道（今解放北路）盖起了一座太古洋行办公大楼。从这一年起，郑翼之被正式任命为太古洋行买办。“太古郑”在津门的财富帝国，缓缓崛起了。
十九世纪初中国的糖业，太古洋行处于第一位。早在1882年太古洋行就集资20万英镑在香港设立太古糖坊，将爪哇所产粗糖精制成砂糖、方糖等各品种的食糖行销中国。太古洋行在香港利用廉价劳动力生产糖又自己承担推销，在生产、贩卖两个阶段的剥削都有很大利润，因此太古洋行一在天津销售食糖，立刻将其他洋行的食糖生意压下去，形成独霸市场的局面。最初太古独霸中国市场的白糖运销，后来怡和洋行又将方糖的经销权放弃，于是中国北方的洋糖进口业务，全部落在太古洋行手中。
这个北方的食糖网络就是郑翼之一手建立起来的。仅天津一地，太古洋行拥有固定的代理店八家，另有销售站64处。郑翼之指导各代销店和分销处再加大力度向农村渗透，多年之后，城市乡村和内地的食糖市场就逐步地变成太古洋糖的倾销世界。
郑翼之当上买办之后，由于他个人倾心出力，太古总行又大力支持，天津太古洋行业务迅速发展。郑翼之累积的利润和佣金所得非常丰厚，仅次于怡和洋行买办梁炎卿。1921年郑翼之病故，买办一职由其长子郑宗荫继任。1925年郑宗荫辞职，又由郑翼之第三子郑慈荫接任。但郑氏兄弟在业务上替英国人办事，已经远不及郑翼之开创时的兢兢业业。1931年太古洋行利用伦敦总行查账的机会，取消了买办制，“太古郑”的买办生涯仅持续了将近45年。
郑州道的这处房产，虽为郑翼之名下，但实际是郑翼之儿子居住的。在郑氏父子两代人充当太古洋行买办的过程中，郑氏父子积累了令人瞠目的巨额财富。据给郑家收房租的陈风藻估计，郑翼之本人自从当上太古洋行买办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去世的35年间，郑家的财产约有1000万元。
郑发迹后，主要投资于中外股票及房地产。在天津英租界内外和上海等处买进多处地皮，置有湖北路、大沽路等处大片住宅。1901年后，天津城城墙被八国联军强行拆除，郑翼之与梁炎卿用拆城大砖，建盖新华路大宅。此外，他在上海创办了益顺盛报关行。并开设有开平煤栈及山海关锦州煤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