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亦侯（1886-1970）浙江温州人，清朝末代举人，曾在京师译学馆学习外交，毕业后在湖南师范学堂教授英文，1912年入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工作，1927年应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之邀在盐业银行北京分行任襄理等职，1929年调至盐业银行天津分行，1933年任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开滦矿务局董事和恒源纱厂董事。上世纪四十年代，与胡仲文一起，历尽艰难保护了包括金编钟在内的一批国宝，并在天津解放后将所有物品上交政府。
陈亦侯旧居位于西安道93号，由著名设计师沈理源设计、银行家陈亦侯出资兴建。楼房带地下室，前后三个院子，前院配有汽车房、台球房等，中院为花园，后院用于晾晒衣服等。通风良好、冬暖夏凉。
陈亦侯之子陈骧龙
和胡仲文的儿子胡宗渊一样，陈骧龙也是在很多年之后，才知道了父亲陈亦侯当年冒险保护金编钟的事迹。陈骧龙在档案材料中见到过父亲上交的那批国宝的名单，每一件都是稀世之宝。他只是淡然一笑，说任何金银财宝都不及老爷子留给他们兄弟的东西重要。
陈骧龙家客厅的墙壁被书籍占满，记者到访时，年近古稀的他正在窗前那张宽大的书桌上写毛笔字。他为记者泡了杯茶，书香、墨香、茶香慢慢交融，陈骧龙坐在记者对面，讲述了他见到、听到和感受到的父亲。谈话结束时，已无须再问陈亦侯为什么冒着那么大的风险保护国宝。他那样的人，似乎就是为这样的事而生的。
陈骧龙说父亲胆子很大，而且富于冒险精神。他本是银行业的“门外汉”，可是1912年，当他接到上海浙江兴业银行的邀请后，毅然退掉去往美国的机票，在火车站买了本《银行指南》，就登上了前往就职的火车。短短几年之后，陈亦侯就闻名业内，并得到了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的赏识，到盐业银行北京分行任襄理。
在盐业银行北京分行期间，陈亦侯一位姓徐的同事买了一所二手房，搬家时请朋友吃饭，陈亦侯也在被邀请之列。当时主人在院子里搭了两个天棚，大伙儿饭后开始打麻将聊天，主人忽然发现院墙上有个东西，指着问“那是什么东西？”卖主当时在场，慌忙告诉他说那是狐仙祠，不能用手指，否则是不敬。那位姓徐的却不管这一套，说“不能白住我的房子”，一定要拆掉。
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人通缉的国民党人李汉元躲到了陈家。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天津，陈亦侯亲自驾车送李汉元去机场，并送给李汉元200现洋做盘缠。1945年戴笠命李汉元追查金编钟下落，李汉元用他的方式保护了陈亦侯。但这都是后话，当时的陈亦侯自然没有料到，他只是做了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陈骧龙还讲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四行”修建上海国际饭店的一段往事。在那之前，上海最高的建筑为英商沙逊所建的沙逊大厦。在“北四行”建楼之前，中国银行曾想在上海建一座高于沙逊大厦的办公楼。为了保持“最高”，英商动用各种势力强迫中国银行降低了高度。
“‘北四行’要建国际饭店这个全国最高的大厦，实际是向沙逊挑战，和整个洋势力抗衡。建筑造价是550万现洋，父亲当时是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的总经理，他和他的同行们决定如果沙逊敢打压，他们敢花550万现洋盖房子，就敢再花550万和沙逊打官司。”陈骧龙佩服那辈人的勇气和精神。
陈亦侯在兄弟中排行第五，所以人们也称呼他为“陈五爷”。当年的陈五爷，在天津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陈亦侯曾经收到过一封信，信封上没有地址，只有“天津陈五爷收”几个字，居然通过邮局寄过来了。
“那是一封恐吓信，说让父亲准备两千现洋，否则就对我们家人不利。父亲把那封信夹在书里，也不害怕。”透过陈骧龙的平和，似乎看到了陈亦侯当年的淡定。
陈亦侯为人耿直、仗义执言的性格和他“陈五爷”的名号一样响亮。抗日战争胜利后，财政总长孔祥熙来津，要在银行公会发表讲话。在这之前，李烛尘找到了陈亦侯，说：“咱们一定要仗义执言。如果他（孔祥熙）走后，我俩能被拉去游街，我觉得很光荣。”李烛尘走后不久，孔祥熙的秘书也来拜访，请陈亦侯“多维持”，实际是想让陈亦侯配合，制造天下太平的气氛。陈亦侯当即不软不硬地顶了回去，说：“我是银行公会的会长，人和嘴都已经借给人家用了，还请总长多包涵。”
开会当天，孔祥熙长袍马褂出席，大讲“大家要爱国，不要用‘洋舶货’（用轮船运来的外国货）”。台下当即有人接茬说：“请问孔总长，轮船运来的不能用，飞机运来的能不能用？”大家都知道，孔祥熙家连口红都是用飞机运来的美国货，这话分明就是给他难堪。
会后人们传说那句话是陈亦侯所问，陈亦侯也不解释，只是多年后向儿子提起这件事时才说：“那句话不是我说的，我只是第一个鼓掌。我不解释，是怕上头怪罪说那句话的人。这事安在我头上，有事我顶着。”
幼小的陈骧龙很怕父亲，他觉得父亲“很凶，会发脾气”。父亲给他的印象，总是来去匆匆：“饭菜端上桌之后，他也不言语，只是低头吃饭。而且他只吃摆在他面前的那盘菜，吃完就离开。他总是很忙，很少看到他安静地坐着喝杯茶。”他们西安道的房子里做中西餐的灶具一应俱全，酒柜里放满了酒，家里有全天津最好的大师傅，但陈亦侯对吃却“极不讲究”，那些东西，都是他为请客预备的。
1963年，陈亦侯生了场大病，为防不测，立下了遗嘱。陈骧龙说当时年轻，没觉那遗嘱有什么特殊，但后来每每回味，越来越觉得父亲是个了不起的男人。
遗嘱中有两条是和孩子们有关的，其中一条大意是“我活着时，你们的母亲由我养，我死后也能保证她的生活，用不着你们；对母亲尽孝是你们自己的事”，另一条是“我的全部个人财产，去向和子女无关。子女都应独立，但在外面混得没饭吃了，可以回家吃饭。家里的孩子男女不问，每人结婚时可以得到200元作为结婚费用”。
“文革”结束后，当很多人家的兄弟姐妹为了“退赔”而闹得不可开交时，陈家却因陈亦侯这份遗嘱而风平浪静。陈亦侯的子女都能自食其力，在赡养母亲时各尽其力，从未发生过矛盾。时至今日，陈骧龙的儿女那一辈，也都相处融洽。
“在我家，祭祖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小时候，每到大年三十下午，我们兄弟就在保姆的安排下洗澡，之后就不许再出去玩儿了。晚上，在天津的陈家子孙都聚在我家。用来祭祖的饭菜比我们吃的那些都要好。祭祖结束后，大家在一起吃年夜饭。”如今，陈骧龙延续着父亲在除夕夜祭祖的传统。但是他从不求祖先保佑，只是年复一年说着同一句话：“各位老爷子老太太，只要老三（陈骧龙）在，这家子的事儿我全顶着。”颇有乃父遗风。
一个男人的担当和一个父亲的睿智保住了一个家的和谐。陈骧龙说，这是父亲留给他们的最珍贵的遗产。
